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2)
2016-07-23 01:03
导读：《国民报》用反满民族主义重新解释国家和民族问题，从而奠定了他们和康、梁保皇党思想分离的前提。人们不是诅咒奴隶性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劣根性吗？
《国民报》用反满民族主义重新解释国家和民族问题，从而奠定了他们和康、梁保皇党思想分离的前提。人们不是诅咒奴隶性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劣根性吗？他们指出，目前这种奴隶性有其特定的内容，这就是：“有告以国权之放失、异族之 削、政府之压制、种族之灭亡者，则瞠目结舌以为妖言”。[6]所以，在清政权已经彻底卖国化了的情况下，还主张什么忠君、勤王是极端错误的，其如婢妾，“为主人所唾弃，闭以幽室，不召幸者已隔岁年，而彼犹日施脂粉，冀复专幸于六宫粉黛之中。”[7]《国民报》表示：“宁使汉种之亡尽死尽杀尽，而必不愿其坐享升平、舞河山、优游于鞑靼之下”。章太炎在该报发表的《正仇满论》一文指出，满清贵族集团“进不知政，退不知农商”，“载其砦窳，无一不足以丧吾大陆”，所以“革命不得不行”。1902年4月26日（夏历3月19日），是明崇祯帝忌辰，冯自由记载：“三月初旬，太炎提议谓欲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明崇祯帝殉国忌日未远，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之纪念会，使留学界有所观感云云。”[8]于是由章太炎、秦力山、周宏业、马君武等十人共同发出倡议。该日会议虽被日本政府禁止，但留学生“不约而赴会者有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人”。“学界革命之思想，至 是有一日千里之势”。这一含有强烈反清意义的政治事件，是近代学生运动的开端，成为留学生摆脱康、梁的政治影响，接受孙中山民族革命主张的重要契机，也是排满思潮由酝酿而开始生发的重要标志。
二
反满民族主义吸引和发动了以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的新兴知识阶层，锻炼了辛亥革命的政治指导者。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从科举的废除，近代教育的奠定和留学运动的兴起过程中，迅速产生了一个新兴的知识阶层。历经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实在山穷水尽，难以为继，被迫进行了一些改革。1901年9月，清政府谕令全国，要求各地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加快了旧式科举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例如陕西昧经、崇实书院改设的宏道大学堂、湖北两湖书院改设的两湖大学堂、广东广雅书院改设的广东省大学堂、浙江求是书院改设的求是大学堂等等。后来根据1902年清政府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全国仅保留了三座大学堂，即京师大学堂、
山西大学堂和天津中西学堂改办的北洋大学，其余各省大学堂一律改为省立高等学堂，同时还设立了许多高等实业学堂。据统计1909年国内计有大学3所，高等学堂24所，高等实业学堂127所，共计学生28611人。这个统计没有包括师范学堂和外国教会学校，例如北京优级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和圣约翰大学、浸会大学、金陵大学等等。武昌起义前后又有许多学校停办或进行了合并改组，1912年国内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15所，学生40114人。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布局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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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1910年期间发生了近代第一次留学高潮。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科举废除，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迫切要求寻找新的出路，吴玉章回忆，1904年参加会试的举人，由于感到前途渺茫，“差不多都到日本进了法政大学”。（1904年会试是最后一轮，此后科举制度便被废除）第二 ，新式学校需要大量拥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员。“庚子大创而后，我国亟亟于人才培养，其派遣出洋者，趾错于道。”例如湖南，“以查案各种情形游于日本者，络绎不绝，及其归也，乃盛倡新学，而犹汲汲于学务”。[9]根据端方的奏折，江苏省1904年共计向日、德、英、法、比等过派出163人。有人回忆“从1904年起，四川留日学生顿时大增，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据不完全统计，逐年留日学生数如下：
1901—1910年中国留日学生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