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6)
2016-07-23 01:03
导读：革命派以欧美模式否定、批评了维新派戊戌时期提出并风行一时的日本模式。孙中山指出，凡是发起中国革命的仁人志士，都负有一种特别的使命，就是“
革命派以欧美模式否定、批评了维新派戊戌时期提出并风行一时的日本模式。孙中山指出，凡是发起中国革命的仁人志士，都负有一种特别的使命，就是“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日本的文明是不是最好？“日本之文明非其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同样，日本的君主立宪也不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因此，中国未来应该以最优越的制度为目标。由此而言之，“君主立宪不合于中国，不得智者而后决”。他强调：“中国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35]。朱执信指出，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不一样，日本民众对天皇没有恶感，而中国人民对于一贯背信弃义、荼毒民众的满清政府早已深恶痛绝，“中国之民，久受困苦于此恶劣政府，且习知其食言，又安从信之”[36]。所以，只能铲除满清政权，而不能通过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给满清贵族集团保留法律上、制度上的地位和特权。陈天华指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极端僵化的政治制度，因此，不应幻想满清政府有自我调适的可能。他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未有于一朝之内能自扫其积弊者也，必有代之者起，于以除旧布新，然后积秽去尽，民困克苏。”他指出：“今日满不去，则中国不能以复兴，此吾侪之所以不欲如日本之君主立宪，而必主张民主立宪者，实中国之势宜尔”[37]。这就是排满思潮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遗憾的是，它是在传统种族斗争文化心理的帮助之下，才迅速贴近了社会和下层民众。这是一种文化替代现象。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为脆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推波助澜；第二，同时又弱化了革命过程中的民主主义宣传。
五
排满思潮是革命民主主义与反满民族主义的二元思潮。从兴中会开始，革命派们就有意识地利用反满来契入民众，不断扩大革命宣传。冯自由指出，兴中会初期“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38]。孙中山、陈少白等利用它们对留学生进行启蒙，李
书城回忆：“不久，我们与湖北早先派出的学生戢翼翬、刘成禹、程家柽等接触以后，知道他们……同孙先生见过面，听过孙先生讲述排满革命的道理。他们并介绍我们阅读一些书籍，如《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及王梨洲、顾亭林、王夫之等明末清初诸大儒的著作，遂激发起我们的民族感情”。排满思潮高涨以后，在革命派的报刊上，大量刊登了有关岳飞、文天祥、夏完淳、郑成功、史可法、朱舜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事迹的图像、诗文。留学生们甚至钻进东京等地的图书馆中抄录了许多清军入关初期暴行和明朝军民抗清活动的历史文献资料，辑录成册，广为流布。《民报》创刊后，汪精卫、胡汉民以煌煌政论享誉一时，被称为“民报最有名之人物”，也不厌其烦地罗列满汉矛盾作为立论根据。《民报》公开呼吁：“有谙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务祈据实直陈，发为篇章，寄交本社，又宋季明季 集史遗集下及
诗歌小说之属，亦望惠借原书，或将原书抄录寄交本社，以资来辑”[39]。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应当承认排满思潮的巨大政治动员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反满民族主义。梁启超当时就指出：“满汉两族并栖于一族之下，其互相猜忌者二百余年如一日，一旦有人焉刺激其脑蒂，其排满性之伏于其中者，遂不期而自发，此革命党之势力，所以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40]。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濒临四面楚歌，连忙发布上谕对反满民族主义力加辩驳：“至种族革命之谬说，容或有之，究居少数。况同在九洲之近，更何畛域可分，舜东夷而禹西羌。皆中夏之圣帝，其忍以自相残贼，同付沦胥？”[41]国民党元老、辛亥山西新军起义领袖阎锡山说：“辛亥之改革，可以说不是民主主义的力量；有之，亦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42]。章太炎说：“余身预革命，深知民国肇建之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想”[43]。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的胜利“就是民族主义成功”[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