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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

2016-07-23 01:03 辛亥革命是本世纪初震撼世界的大事件，知识分子是这场历史巨变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的排满思潮，毫不含糊地排挤了维新思潮，召唤着人们奋勇投入革命洪流。本文要研究的问题的是：维新思潮向排满思潮转换的关键是什么？排满思潮的内容及其本质是什么？它在政治文化方面有什么严重意义？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

一

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是1900—1911年时期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就社会矛盾和思想运动的延续性而言，它与康、梁维新派及其倡导的维新思潮又有一定联系。维新思潮的进步影响，大致体现在1894—1905年时期。以戊戌政变为界，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1894—1898年，后一阶段是1898—1905年。前一阶段它在推动和配合戊戌变法方面起了巨大启蒙作用，后一阶段则更为系统、更为成熟地显示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性质的特点。那么，为什么维新思潮在后一阶段，尤其在1903年后反而声势日减，并且不能不让位于排满思潮？
非常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仔细辨析一下维新思潮和排满思潮的理论内涵，就可以发现它们至少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和进化论思想的运用方面，是基本相同的，但其政治目标，却表现为维护满清政权的君主立宪和推翻满清政权的民主共和，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模式。导致两者分歧的基本要素是反满民族主义，因此，排满是辛亥革命思潮的主要特征。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维新派异端，是排满思潮的有力倡导者。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分化，反满民族主义的公开宣传，是维新思潮向排满思潮转换的关键。维新派的分化开始于1900年，这是由自立军起义引起的。自立军起义的领导者唐才常曾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戊戌政变前夕，“应谭嗣同电召，将赴京参与机要，方抵汉口，知政变发生”。[1]他痛心疾首，辗转日本，“与康有为协商起兵事宜，取得同意”。唐才常的政治纲领，是自相矛盾的。他在《正气会序》中一方面表示忠君：“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另一方面又表示反清：“国有天地，必有兴亡，非我种类，其心必异。”[2]上述矛盾反映了晚清政局中各派力量错杂而又微妙的相互关系。戊戌政变后顽固派企图废黜光绪，突出了他作为顽固对立面的 形象，加上李鸿章等满清高级官僚玩弄权术，使唐才常等人幻想依靠联络清廷大吏，重新拥出光绪，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记载：“于时李文忠失粤督，丧权位，三令人促吾举兵”。刘坤一电康：“吾与子同志不须迫，但能令鄂督张香涛同举，吾从其后，否则吾独举何济？”因此，“才常遂尽鄂湘士众，欲以力协武昌”。[3]上述策略方针归结到自立军的政治纲领，铸成了既要忠君又要反清的奇怪逻辑。绝大多数自立军干部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错误，沈荩便主张：“一切勿顾，文字小道，尤不屑厝意，无论若何方面，吾惟可以达吾目的者是用”。[4]政治纲领的模糊，对张之洞等高级官僚的缺乏警惕，造成了自立军的惨败，康有为承认：“是役自男爵，道员至诸生，死者千数。安徽、广西、广东三省，皆密布兵，期武昌起义而响应，至是株死者无算。吾痛哭祭侧，自后不敢言兵”。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维新派中只有毕永年、章太炎等少数人明确要求与清政府一刀两断，坚决反对忠君思想。毕永年早在戊戌变法中即主张反清。冯自由记载：“谭嗣同在京任军机章京，尤有致君尧舜之想。独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日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之间，与哥老会诸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辜天祐、师襄、李堃等谋匡复事业，且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之职”。[5]1899年秋天，他介绍唐才常与孙中山相识于横滨，“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起兵策划有所商榷。毕、唐同主孙、康两党联合进行之议”。同年夏天，章太炎也由梁启超援引结识孙中山，深受其影响。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组织国会，毕、章共同反对忠君救国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毕永年见事不可为，出家而走，章太炎“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会后章太炎致信陈少白主持的革命派报纸香港《中国日报》，介绍了会议情况，并以《拒满蒙入会状》和《解辫发说》两文投刊，公开宣传反清思想。《中国日报》对此大加喝彩，赞扬说：“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之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为第一”。另一方面，自立军干部有不少维新派人物和原时务字堂学生，如秦力山、沈荩、唐才质、林圭、李炳寰、田邦 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璜、朱茂芸、李渭贤等人，他们当中的幸存者，经过血的教训，认识了“勤王”的错误。秦力山、朱菱溪、陈犹龙、周宏业等逃亡日本后，纷纷指责康、梁。梁启超“不胜其扰，竟移寓横滨避之”。1901年5月，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创办了《国民报》，“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