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7)
2016-07-23 01:03
导读：既然排满思潮呈现为革命民主主义与反满民族主义的二元性，而反满民族主义又是它过于丰满的外部形态，那么人们必然只能按照自己的认识角度对它进行
既然排满思潮呈现为革命民主主义与反满民族主义的二元性，而反满民族主义又是它过于丰满的外部形态，那么人们必然只能按照自己的认识角度对它进行理解和宣传。在少数革命派领袖中间，革命民主主义与反满民族主义的二元结构，体现了革命的目的和手段的相辅相成关系。孙中山强调：“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做两次做。……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45]。《民报》声明：“居今之中国，所为革命之本义维何，则仇一姓一族是也。夫为我汉族不共戴天之仇者，就广义言之，厥为满族，更进而言之，实则满族中之爱新觉罗之一姓”[46]。革命派领袖还具体规划了中国未来的民主蓝图。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即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考选权和监察权。他觉得从君主专制到五权分立之间，似乎应该有个过渡阶段，因为革命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一般革命过程中比较难以体现民权，所以弄不好革命之后会出现新的寡头政治。究竟如何顺利完成专制向民主的转换？他提出革命初起实行军事管制，三年之后实行约法之治，六年之后实行宪法之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以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历史前提的循序以进的民主化过程，反映了先进知识分子移植西方制度的独具匠心。可是还有许多革命派领袖似乎顾不上把关于民主的思考具体化，就革命派的大多数人说来，情况更糟。李书城回忆：“同盟会会员对孙先生多提‘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不大明白，以为是革命成功以后的事，现在不必推求。……因此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辛亥武昌起义以及各地顺应起义所用的共同口号，只是排满革命”。戴季陶指出：“当时三民主义义旗下的人，大都是一民主义——不完全的一民主义——这时候革命党所用的量尺，仅是以排满复仇主义作材料制造出来的。用这一把量尺，来量全国的人，合格的便是革命党，不合格的便是非革命党；换句话说，就是以排满复仇为民族主义全意义，是革命党的必修课，民权主义是随意科，民生主义，仅仅是科外讲演”[47]。孙中山自己在检讨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时也说：“当初同盟会也只明白民族主义，至于民权民生主义，不很透彻，其实民族主义也还没有做完”。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上述革命民主主义的弱化，实际上反映了革命派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联系。种族斗争的社会思想遗产，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他们的价值判断，在中外民族矛盾和汉满矛盾巧合一致的历史条件下，它自然而然地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孪生兄弟。冯自由自述，其祖父冯展扬因交结太平军嫌疑被清廷迫害致死，因此，其父“抱恨终天，愤然间关走日本谋生活，居横滨数十年。甲午中日构衅，清军败绩，余父益愤清政不纲，毅然剪除辫发”[48]。黄兴也说过：“他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远不出仕清朝”。谭人凤有先祖从事明末抗清活动，“痛种族之沦亡，翼戴桂藩，奔窜蜀、粤。无力回天，赉志以殁”[49]。章太炎的情况最为典型，他自幼受到家庭的严格的民族主义教育。他说：“予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愤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之黄书，志行益定”[50]。章太炎上述思想变化，恰恰反映了满清统治下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事实。清政权曾经对江浙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进行了残酷摧残，然而高压统治决非万能。蔡元培说：“有明之亡，集义师，以与异族相抗萧何，于浙为最烈；而文字之狱，亦甲于诸省。故光复之思想，数百年未沫。……其绵绵不绝之思潮，则人人得而心摹之”[51]。章太炎就是江浙知识分子光复思想的杰出代表。他继承了黄宗羲、王夫之等人“重民”和“严华夷之防”的思想传统，揉合革命派知识分子种族斗争潜意识一拍即合，成了把他们引向资产阶级革命的媒介。对于革命派着重发动的会党和新军说来，反满民族主义几乎直接就是民主主义的替代。宋教仁说：“盖革命事重大……而攘夷大义，非徒外铄，尤需有所戴之，以为播殖”。这就是说，他们是利用反满民族主义来传播革命民主主义，可是，实际上这种利用变成了喧宾夺主。因此，辛亥革命思潮的排满特征，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思想教条解体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文化替代现象，是资产阶级革命发动过程中资产阶级经济和文化依然薄弱的表现。而这一点，只有在民主共和制呱呱坠地，但不堪封建势力轻轻一击的时候，才会令人酸楚地显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