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5)
2016-07-23 01:03
导读：由以上事实可见，孙中山正是在1901—1905年期间被留学生逐步认识和接受，尤其经过1903—1905年排满思潮的高涨，最终确定了他在革命派中众望所归的政治
由以上事实可见，孙中山正是在1901—1905年期间被留学生逐步认识和接受，尤其经过1903—1905年排满思潮的高涨，最终确定了他在革命派中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地位。这一个历史过程，反映了部分维新派知识分子和新兴留学生群体，从维新思想到革命意识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又最终确定了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力量消长。
四
排满思潮的本质内容是以欧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模式的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排满，并非狭隘种族斗争，而是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手段。1903年革命派就向康梁公开声明：“今日新学中人，由革命而生出排满，蓬蓬勃勃，一发而不可制，推其原始，亦由救国而来也。痛宗国之沦衰，而在上者仍不振，于是思所以革命。革命之说一起，而思满人平日待我之寡恩，而排满之念又起焉……故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体而新政府易于建立”[29]。康梁非革命论的重要理论根据是汉满民族同化，针对这一点，革命派提出了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命题。多民族共处是中华民族的美好传统，可是由于满清政府执行卖国和民族压迫政策，日益加深了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因此推翻满清政权和抵抗外国侵略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汉民族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才能带动各兄弟民族携手共进，振兴中华民族。杨守仁指出：“汉种能自相吸集，而后能提携满、蒙、回、藏，使自相吸集。汉种能自相吸集，且能提携满蒙回藏，使自相吸集，而后能集权于亚洲中央政府以抗御白祸”。杨守仁还认为，个人权利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国家由政府管理，但人民却不应放弃自己的责任。只有“以全国之观念为观念，以全国之感情为感情，以全国之思议为思议，以全国之运动为运动，人人知其身为国家之一分子，为公同社会之一质点”，才会有国家兴旺发达。满清政府“锢塞吾民之进步，攘夺吾民之权利，锄薙吾民之英杰”，所以排满与中国社会民主化的根本要求是一致的。蔡元培不同意《革命军》一书中某些偏激的言论，他指出，汉满的确处在同化过程中，满人在婚姻、语言、文字风俗诸方面，已经逐步与汉人融合，问题是满清贵族集团享受种种特权，成了高踞于满汉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在民权主义空前澎湃的今天，中国人民“决不能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所以有‘仇满’之论”。蔡元培把排满问题置于世界民主化过程的广阔历史范畴，因而正确地说明了这是“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30]。根据这个定义人们通常所谓排满或仇满都是不正确的。他指出，真正仇满的是满清顽固派和康梁保皇派。满清顽固派坚持压制汉人，康梁保皇派一意维护清政权，两者殊途同归：“在保守少数人固有之特权”，这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必“招他日惨杀之祸”。陷满清皇室于杀身之祸不是仇满吗？章太炎早在1901年就正确指出：“夫所谓革命者，固非溷淆清浊，而一概诛夷之”[31]。《革命军》的某些言论确实含有种族情绪和偏激成份。章太炎认为它们的作用是令人猛醒，四平八稳，摸棱两可，不能发动民众：“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另一个激进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投海自杀之前冷静地说明了实行革命排满的真实动因，他说：“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洲变法，融合种界，以御外侮，然至今则主张民族者，则以满汉终不并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实；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以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则彼进，岂能望彼消释嫌疑，而甘心与我共事乎？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32]。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创办了《民报》。他们在《民报》上进一步对此进行理论说明。孙中山把他的革命思想总结为三民主义，他指出“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并号召以民生主义预防平民革命，“举政治革命 、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33]。汪精卫指出，中国六千年来的封建政治，是君权专制政治；二百六十年来的满清政治，是贵族政治。君权专制在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一贯遗传，“我民族之自演，而非由外铄者”。贵族政治是君权专制政治的恶性变态，是封建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结合。他提出：“欲颠覆二百六十年之贵族政治，当建民族主义；欲颠覆六千年来之君权专制政治，当建国民主义”。他认为君主政体与立宪政体的区别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两个方面。国家权力方面，君主政体以君主独断独行；立宪政体分解权力，各专其职又互为制衡。个人权利方面，专制政体不承认人民的自由，“国家对于个人，只有权利而无义务，个人对于国家，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立宪政体，“国家与个人，皆有其权利，有其义务”。两者相比，优劣不啻天壤之别。汪精卫把立宪政体分为君主立宪和民权立宪两种，指出中国革命的结果“必为民权立宪政体”[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