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传统”中的艺术与政治(3)
2013-05-09 01:32
导读：从1966年至1968年，许多有成就的广东美术家遭到长时间的审查、批斗，各美术单位的创作、教学工作也因运动、武斗的影响而陷于停顿。以后在六十年代末
从1966年至1968年，许多有成就的广东美术家遭到长时间的审查、批斗，各美术单位的创作、教学工作也因运动、武斗的影响而陷于停顿。以后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术创作的恢复与当时广州的政治宣传工程的需要密切相关。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材料，整个七十年代中起码有几件主要的大事：（一）1969年2月，广东省、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毛主席在广州革命活动纪念圣地（即星火燎原馆）敬建领导小组和
办公室，开始从省内选调一批年青美术工作者参加布展的美术创作；（二）1972年2月，广东省文艺创作室成立，下设美术摄影组，并从英德茶场省五·七文艺干校调回几名美术人员从事美术创作展览的组织、指导工作；（三）为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选送参加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文化博览会中国馆中国画展览，组织创作中国画78 件；（四）同年5月，举办《第二次全省美术、摄影作品展览》；（五）同年6月至12月，国务院外交部借调由关山月领头的，有全国知名画家李可染、钱松喦、李斛、陶一清、黄胄、李苦禅等参加的为联合国中国厅和驻外使馆画一批中国画作陈列用；（六）1973年2月，省革命委员会文艺办公室在广州举办《广东省国画、版画、连环画展览》；（七）1974年10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25周年，省文化局在广州举办《第三次广东美术作品展览》；（八）在这个时期内，为配合每年春秋两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届都要组织画家绘制一批宣传画（约30幅）设置在广州主要交通要道；（九） 1977年3月，省文化局遵照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指示，组建了广东省毛主席纪念堂国画创作组，派出关山月、黎雄才、蔡迪支、陈洞庭、梁世雄、陈金章、陈章绩、林丰俗赴井岗山、遵义、韶山等革命圣地搜集创作素材，于7月完成了5个题材的9幅作品送京；（十）同年5月，省文化局在广州举办《广东省揭批“四人帮 ”漫画展览》，展出作品300多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型的漫画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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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这份极为简略的大事记中，可以看到广东的美术创作紧紧围绕着各时期的政治任务而展开，有才能的美术家们开始得到使用。当时他们的心情普遍很高兴，因为得以重新拿起画笔，而且由于工作的需要而锻炼了多方面的才干。汤集祥回忆说：“画大铁皮宣传画、出宣传橱窗、办阶级斗争展，样样来，油画、国画、连环画、雕塑，有画就画。……就这样
简单，有啥搞啥而不失时机。” 这种随叫随干、全知全能的突击式创作是当时十分普遍的革命文艺现象。
这一时期，广东美术的宣传画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当时广州从事宣传画绘制的主要有广州市委宣传部美术组、交易会、农讲所和军区。李醒韬回忆当年的情景是：“‘文革’期间，东较场虽然基本停止了一切重大比赛（后期有少量足球友谊赛），但它却以一张巨幅美术作品而引人注目。那是1968年，画家李醒韬作为市革委宣传办美术组负责人，接受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在烈士陵园正对面，画一幅巨型宣传画，面积为30米× 10米，堪称全市之最。那时，广州唯一雷打不到的对外经贸活动就是一年两届的交易会，这张挂在东较场的大画，既可以装装门面，也为了所谓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于是，当时一批年轻的画家张绍城、梁照堂、黄坤源在李醒韬的带领下，开始了革命宣传画的创作。那时，先要打草稿，层层通过之后，才能画成成品。而巨画是由几百块每块1米多高的锌板组成。当时能提供如此大的创作场地不多，最后选在市政府饭堂，集中了二三十人描画，一块块画好还编上号，再拿到球场上去‘合成’、调整，完成后再运到东较场的大竹棚（以后改为铁架）上支挂。巨画画的无非是工农兵、样板戏之类，人物多是挺胸昂首的英雄形象，每到一定时间就重画一张。当时算是一个极其光荣的政治任务，所以能参加的人都感到无上光荣，创作组也是招之即来，来之即画，完了就各散东西。每到新的大画挂出来后，报纸电台立即大肆宣传报道，轰动全广州，每天引来许多人去东较场观看、流连，美术组也因此成为学毛著先进单位，到处讲用，到处被人‘
学习、致敬’……” 张绍成的回忆则谈到了有关更多的情况：“宣传画的历史原因：广州虽然每年两届交易会，但广州市容破破烂烂。交易会的时候需要整顿市容，我们的小组就负责市容宣传工作，四个人当中我兼管会计，每年有人民币十万、八万元经费，相当大的一笔钱，一方面有笔钱，另一方面也有些权力，可以在广州市各基层抽调工作人员画画，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没有一个单位敢拒绝的，所以很多业余作者被我们调来画画。在全中国的画家都在艰苦地劳动时，画画的机会就算广州的画家得天独厚……1973年，邵宇从美国回来，路过广州，可能也是从省队的人那里听到了我们这个小组的情况，就让我们寄三四张宣传画到北京，印出来了《广阔天地新苗壮》、《欢迎您，来自五大洲的朋友》等几张。一年里出不了几张宣传画，我们这个组就有四张，而且印很多，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且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彩色版将《广阔天地新苗壮》印出来了。我觉得宣传画的高峰就是邵宇来我们这个小组之后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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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回忆充满了细节和自豪感，是“文革”美术叙事的第一手资料。广东宣传画在全国的出名虽然也有些个人的因素（如身为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人的邵宇的推介），但创作队伍的水平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在当时全国“文革”美术中确实是非常突出。今天回忆起来，我们就是在这批宣传画所营造的红色视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许多作品就是我们心路历程上的形象资料。例如，张绍城创作的《广阔天地新苗壮》（1974年）是我们插队务农知青很喜爱的美术作品，当年我床头的泥砖墙上就贴着这张画。它以灿烂的阳光感和三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侧面形象讴歌了青春的美好和力量，政治化说教的矫情和压抑感被大大弱化。这件作品是革命激情与青春审美相结合的抒情宣传画，南方的胶林和阳光感更把广东宣传画的风格特色展现出来。
当时绘制宣传画的任务很多是合作完成。梁照堂回忆说：“与张绍城合作过《四海翻腾云水怒》，与项而躬、邵增虎、陈衍宁、招炽挺合作过油画《伟大的教导》，与阳云、吴炳德合作国画《公社的节日》等等。最多的是与李醒韬合作宣传画、油画，如宣传画《欢迎您——来自五大洲的朋友》、油画《我爱万泉河》等等。”这种交叉组合、共同创作的方式对于产生一个很有创作实力的艺术家群体很有直接的作用。全国各地美术家的交流也是以各种重大政治任务的方式得以实现，如张绍城所讲：“交易会是当时美术界的一个阵地，连续几年我们都参与了交易会的创作。到了1969年，又有了农讲所，这是在江西安源搞安源纪念馆，集中了全中国的画家在那里创作，当时是全中国美术界最大的一个聚会，也是文革期间最大的一次创作聚会，广东就有梁明诚、吴海鹰、王玉珏等人。”今天在文献和图像资料中我们看到大量当年美术家们共同创作的留影，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