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传统”中的艺术与政治(6)
2013-05-09 01:32
导读:阅读 、接受、崇拜和反思正是一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的一个侧面,所检验的与其说是对鲁迅的认识,不如说是对一个社会与文化系统的认识和对自己内心
阅读、接受、崇拜和反思正是一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的一个侧面,所检验的与其说是对鲁迅的认识,不如说是对一个社会与文化系统的认识和对自己内心深处的认识。
画家汤小铭后来解释说,当时他并没有要刻意地与“红、光、亮”的主旋律唱反调,也没有要对“四条汉子”进行批判的所谓深刻思想。他想表现的只是鲁迅晚年抱病坚持思想鏖战的战士形象。作为批判社会的精神战士,鲁迅一生与之争战的根本对象是对人施压的权力。衙门与政客固然是权力的代表,而文人知识分子者流在权力面前的媚态、甘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国民也是他“永不休战”的对象——“—个都不宽恕”。刁诡的是,鲁迅本人却被建构为种种斗争话语中的权力象征符号,鲁迅一生心底里的绝望与反抗的悲壮性确实是在“永不休战”这个主题中呈现。如果从这种角度读油画《永不休战》,早被评论家所赏叹的“他那犀利中略带忧郁的眼神,双唇紧闭的脸庞,紧握毛笔的双手”,也可能会另有深意。
陈衍宁是一个很注重技巧、崇尚形式的画家。在革命美术盛行的年代,对技巧的重视带来技术至上的嫌疑,很容易被套入“红与专”、“内容与形式”等充满冲突意味的对立范畴中。当真正的革命艺术风暴来临的时候,技巧会显得琐碎、无力。但是在革命话语终于声嘶力竭的时候,技巧正可以通过制造视觉幻象来继续吸引人们,这时就会打造出被认为代表革命文艺的经典性作品。《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这幅作品(1970和1972年前后画过两幅)的确是在文革美术中广获好评和影响深远。记得1974年我参加广州青年文化宫美术班学习的时候,有一位才华出众的同学画了一幅表现农村分校的油画,其风格、技法很明显受其影响,当时我们都十分羡慕作者能够从陈衍宁那里学来这套技法。今天的研究者也津津乐道于其人物造型的体积感、高光与侧光、强烈的南国色彩等,这些因素的确使它在革命领袖的视察图像史上成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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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取材于1958年毛泽东视察广州郊区棠下大队,1973年在上海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它成功地描绘了毛主席“率领广大贫下中农在人民公社的广阔大道上踏着时代的步伐迈进的壮丽图景”。实际上,这次视察发生于1958年4月30日,其时当地还是处于合作社时期。但是在该年年初,中央已经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意向,大跃进的战略也在该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正式采纳。毛泽东视察广东农村显然与这种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再看看那天视察时的一段对话。据《人民日报》1958年5月11日的报道:
毛主席站在田边,仔细地观察后说:“这禾长得不坏!”陶铸同志随口向社干部问道:“一造能打多少?”“大约可打七百斤吧!”……再往前走,毛主席来到了干部试验田,……试验田的禾稻生长得特别地好。当毛主席听到社的副主任钟礼明介绍说干部试验田一造计划收获一千六百斤,两造三千二百斤的时候,他高兴地问道:“一造也可以收获这么多吗?”
在这段对话中,对产量上升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据报道,在结束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视察之后,毛泽东在广州黄埔冶炼厂码头下水畅游了一番。以后很快在全国陆续发生的事情是: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6月12日又报道该社的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同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称1958年粮食产量是3.75亿吨,比1957年的1.85亿吨翻了一番。有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数字完全不符合实际,是1958年头几个月以来农业运动高潮的结果。⑨
这幅画没有描绘应该就在毛泽东身边的陶铸、朱光、薛焰等陪同视察的广东官员。他们在文革中都是被批倒的“走资派”,当然不能在革命历史画中出现。作者能够精心描绘的图像只能是一条洒满阳光的金光大道,而历史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这是当年流行的一句革命话语。在“文革”美术中,广东艺术家创作的各种领袖视察图像形成了有代表性的范式,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在南方蓝天丽日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地明亮与温煦。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上述这些由广东美术家创作的作品在那个时期风靡全国,从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艺术心灵是如何呼应社会主流意识的召唤,看到激进主义政治在精神领域中的审美需求是如何通过在全能政治指导下的艺术创作获得满足。
五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以回避政治敏感的姿态进行着市场经济的转轨,而广东在某一时期的最高地方当局则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胆识肩负着政治平衡的重任,使广东的改革开放态势得以较好地形成和保持。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非常典型地体现出具有广东特色的地方政治传统,他的政治关怀甚至在艺术问题上也有表现。一个例子是,1979年张志新烈士的事迹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反思“文革”和批判法西斯专制主义成为热点,广州著名雕塑家唐大禧创作的《猛士》在全国也引起一场风波。作者承受了一定的压力,1980年任仲夷对此作出了批示使风波平息。广州地方当局的政治意识与精神文化生产的某种关系正是通过各种情境缔结起来的。当然,广东政治当局并非总是充当精神文化生产的庇护者,以其敏锐和深度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某些广东新闻传媒一直都在主流话语和民间立场之间艰难地寻求平衡,并非由于格外的宽松而得以生存。
1979年夏天,在北京举办了“张志新事迹展览”,展厅中央有一座汉白玉的张志新正在拉小提琴的半身塑像。也是在这一年,广东出现了三件有重大影响的歌颂张志新烈士的美术作品,广东美术在反思文革、控诉法西斯专制的时代浪潮中发出了影响到全国的吼声。
1979 年,廖冰兄组织“六人漫画展”,首次展出《自嘲》、《噩梦录》等控诉十年浩劫的作品。就在这次展览中,廖冰兄为了纪念张志新以生命的代价说真话,创作了一件类似装置艺术的作品:在一面镜子的旁边写着:“共产
党员请来照一照”,以警世人。为此还特地重绘早年作品《禁鸣》,以雄鸡和猫头鹰的生死搏斗,象征光明与黑暗的对抗。记得在文化公园的展馆里,我和同学们都非常激动地讨论廖冰兄这件作品的深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