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大法官”与巴赫金的诗学问题化毕业论(3)

巴赫金对陀氏诗学之最深刻的见解，不是复调理论（之前早有人提出过，他不过是集大成者），不是对话理论（对话的形式特征比较显而易见），甚至也不是狂欢化理论，而是最少被研究者注意的“共时性”理论。巴赫金发现，陀氏不在时间的历时性进程中观察世界，而是把纷繁多样的世界内容作为同时共存的事物加以思考，探索它们在某一时刻的横剖面上的相互关系;所有他能掌握的思想和生活材料，他都力求戏剧性地铺展在同一个时间范围内，让所有矛盾和双重性穷形尽相地对峙或争论，在每一事物中看出过去的痕迹、当今的高峰和未来的趋向，造成旋风般运动的情节，而且有一种加速结局来到的倾向，要在此时此刻就预感到世界末日 23 。巴赫金这个洞察非常敏锐而精妙，非有深厚哲学素养者不能为，这正是他高出许多文学批评家之处。他进一步结合梅尼普体的体裁特征指出，狂欢化能把特定时空中个人生活的狭窄场面无限扩大，变成无所不包的适于全人类的宗教神秘剧。因此，人与人、意识与意识之间所有关键性的相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总是发生在无边无际之中，又总是在危机的最后时刻，即发生在狂欢化的时空氛围中24 。

可是，陀氏为什么会有共时性的思维倾向?时空的狂欢化效果究竟从何而来?它的实质是什么?巴赫金没有说。舍斯托夫在探讨宗教哲学问题时，无意中触及了这一文学形式问题的核心。他说，死亡天使（指陀氏在死刑执行之际获特赦的体验——笔者注）赐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视力”，使他看到时间有“二次测定 ”，他在时间的第二次测定中，即在历史之外，为自己认为最重要、最受尊敬的东西来寻找结局25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时间是双重的，一种是经验的时间，一种是超验的时间，后者就是舍斯托夫所说的“二次测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异之处在于，他不是用经验时间测量超验时间，而是颠倒过来，用超验时间测量经验时间，用永恒测量历史，作为历史的最后尺度。他的小说里其实只有一种时间，即超验时间;经验时间里发生的一切现实，不过是永恒时刻在历史洪流中持续的复沓再现。因此，只需要一条叙事线索就可以将情节的万端变幻编织起来，只需要一个时空平面就足以铺张扬厉浮世百态、诸般形相。并且，由于将经验材料尽可能浓缩在超验的永恒时刻之内，暂时的、个别的现象也具有了永恒的、普遍的意味。无法纳入永恒时刻的、贫瘠得只有暂时价值的零碎材料，根本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视野之内，没有资格进入他的作品。因此，狂欢化时间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体裁的范畴，完全是形而上的，它是经验时间与超验时间神秘交媾的狂欢，既是刹那停顿，又是无限延展，是经验在永恒时刻的迷醉中祭献的酒神歌舞——这是古希腊悲剧之“三一律”的真谛，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之共时性的真谛。和古典悲剧的区别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为命运或意识的矛盾、冲突和不和谐寻求解决，他只是将它们无比华丽地铺陈在同一个平面上，掷入同一个深渊里，然后站在悬崖边沿俯瞰它们的殊死厮咬，最初、最后、最大胆的思想冒险。所以，他的小说没有古典悲剧的净化作用，它们只会徒惹烦恼。

陀氏的空间意识和处理空间的手法，与他控制时间的情况类似。在他的作品中，关键性的对话全都发生在某个封闭的、私密的空间里，伊凡和阿辽沙交谈的场所，是酒店里被屏风挡住的一个单间，外人看不见里面的情况;宗教大法官和基督交谈的场所，是“狭窄而阴沉”的监狱牢房，没有其它人在场。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剥除时间的经验外衣、袒露其超验内核一样，他设置的这种封闭空间最大限度地排除了现实生活的外部因素，搭建起进行纯粹思想对话的内部平台，二律背反互相辩驳的理想场所。在陀氏的作品中，外部环境的简陋逼仄总是与思想的奢华狂野形成强烈反差，这和他刻画人物的风格也是高度一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深究人物的社会背景、文化传统、日常生活的来龙去脉，连他们的外貌特征也尽可能一带而过，与同时代的欧洲作家恰好相反。他几乎上来就单刀直入地切进人物的精神世界，纤毫毕现地穷尽最极端的思想可能，而他的人物总是为某种没能解决的重大思 想问题所困，“是不需要百万家私而需要解决思想问题的那种人”26 。所以，曾有学者将陀氏的小说定义为“思想小说”，它与一般哲理小说的根本差别，在于思想本身成为描绘对象，其主人公就是纯粹的思想，思想甚至在人物意识中过着独立的生活27 。在这个行动的世界上，这种“思想的人”天生是局外者，他只是将思想发展到如此激烈可怕的地步，以致近似于行动28 。可以说，陀<妥耶夫斯基呈现的实际上是化身为人物的哲学命题，是人类心灵中最极端的思想可能性，这才是他所谓“人身上的人”的真正含义29 。

三 二律背反之辩驳和解决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法”部分中，提出了四组在纯粹理性限度内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第三组关于自由:正题——“依照自然法则的因果律并非一切世界现象的肇因。为说明这些现象，有必要假定另一种因果律:自由的因果律”;反题——“没有自由，世间万物只是依照自然法则发生”，康德充分证明了这两个命题的合理性30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里做的基本上是同样的事。康德逻辑地、先验地推演出的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历史地、经验地抽引得到了，他的证明是通过宗教大法官的谈话完成的。

由于基督在对话中始终保持沉默，正反双方的申诉都由宗教大法官一手包办。有学者指出，宗教大法官含蓄地象征着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的混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两者之间发现了一种本质关联，即“强迫组织人类幸福”的独裁主义，扼杀了人的尊严和自由31 。他认为天主教独裁中隐含的无神论是比明确自荐的无神论更坏的东西，因为它假借信仰为旗号，源自基督教与罗马国家思想的结合，其核心是以暴力联合人类和专制，它的极端形式是发展成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天主教思想最忠贞的和始终不渝的延续……是它的几个世纪凝练出来的恶果”32 。所以，别尔嘉耶夫说《宗教大法官》包括了对专制的天主教、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一切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