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大法官”与巴赫金的诗学问题化毕业论(4)

宗教大法官丝毫不否认基督之自由中的神性，但他宣示了另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自由在尘世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它只能给人类增添无谓的苦难。相反，正是在基督所拒绝的“奇迹、神秘和权威”这三样东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为意志薄弱而又生性叛逆的人类建立起一点最起码的生活秩序。这样，宗教大法官以基督的名义接管了人的自由，将世界建造为一个取消了纷争的幸福蚁窝。他理解基督之自由的真理性，但怀疑它的实际效能。基督是自由和超在的真理，宗教大法官则代表了历史实在之不可变更的逻辑和基督未能建立的业绩。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草稿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宗教大法官设计过更尖锐的抗辩，他对基督扬言:“我们要超在做甚?我们比你更有人性，我们热爱大地。”35 正如研究者指出过的，宗教大法官的论辩并非建基于空泛的辞藻，也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自相矛盾，逻辑和十五个世纪历史经验的证言都在他那边，而不在基督那里。宗教大法官的真理建立在可见的事物上，他因人类天性的本来面目而爱怜他们，接受惨淡的事实;而基督将真理建立在不可见的事物上，他要求人们超越自己的本性，在与逻辑、历史以及一切人的对抗中听从心灵召唤，无条件地做出自由选择。这涉及到理解人性的两种方式，无法互相驳斥，因为它们没有共同的假设36 。问题在于，作者的立场是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究竟站在哪一边?这是历来评论者们争论最激烈的一个焦点。别尔嘉耶夫等人将陀氏等同与基督，劳伦斯（D.H.Lawrence）等人将陀氏等同与宗教大法官，拉夫（Rahv）等人则认为陀氏认同宗教大法官的智慧，但不放弃基督的信仰——代表了三种主要的批评思想37 。如果按照巴赫金复调理论对彻底平等之对话立场的强调，作者放弃自己的审美积极性，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内在自由、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38 ，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没有做任何选择。可是，仅仅就《宗教大法官》这一章节而言，这种论断也不符合实际情况——通过以上分析，明显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在这里将权利与正义暂时交给了反题，这也是何以多数研究者误将他等同与宗教大法官的根源，因为他将反题对正题的挑衅和颠覆表达得太过雄辩，以致西奥兰总结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后一个试图挽救天国的人，但他只不过成功造就了对堕落的加倍偏袒。从而，他给天国以及我们对此的热望以最终一击。”39 但即便在这种论调中，作者权威仍然是统御性的。

对巴赫金关于作者立场超然最有力的否证，还是来自《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整体构思布局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在《宗教大法官》结尾处，套层结构的两个层次再次出现清晰严整的一致:反题（宗教大法官/伊凡）振振有辞地宣示自身真理之后，正题（基督/阿辽沙）报以无言的、充满爱与宽容的一吻。在《正与反》的开端层层延伸深化的场景，到此又终结性地缓缓合拢:宗教大法官和基督的对话结束，双方退场隐去，留下作者伊凡面对一片话语交错的狼藉;伊凡和阿辽沙的对话结束，故事将转至下一场景继续发展，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光开始变得清晰和有指向性。决定性的选择时刻终于来临。《正与反》的下一章节是《俄罗斯僧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组织了对反题的总反击，通过佐西马长老临终前的一席长谈，陀氏重申了基督教信仰的奥义:基督形象的指引、积极的爱、恩典与永罚、现世生命与彼岸神圣世界的辩证关系和内在联系……并且意味深长地指出，“上帝不在力量里，而在真理”40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编辑和密友的信中坦言，他把驳斥伊凡和宗教大法官之亵渎神明视为自己的公民义务，他迫切需要在《俄罗斯僧侣》中全力回击并驳倒这种无神论命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祈求上帝给他足够灵感来完成这个近乎不可能的艰巨任务，因为整本《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意图就在于此——如果成功，他将证明纯正的、理想的基督教信仰并非抽象物，而是鲜活的实存，清晰得触手可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乐趣”完成了《宗教大法官》，创作《俄罗斯僧侣》时，他却是怀着“恐惧、颤栗和敬畏”，以及“巨大的爱”41 。在全书的结尾，他更让伊凡疯掉并退场，而让阿辽沙和孩子们赞美着上帝和永生42 。尽管评论者历来认为这种总反击的宣教缺乏说服力43 ，陀氏自己也承认未能圆满实现初衷44 ，但这主要是叙事的困难和信仰本身的悖论性质造成的。从以上引证已经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强烈的价值立场对其审美世界的积极建构作用，始终控制作品内容与人物的统率性。因此，正如已有研究者指出的，巴赫金复调理论的核心——平等对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主导思想格格不入，这种技术上的隐患使它在分析具体作品时显得力不从心;对平等对话的强调实际上只符合陀氏作品中某个层次的事实，即人物和人物之间，但在总体上对作者和人物关系的论断存在疑点45 。换而言之，复调理论只描述了二律背反诸命题之间的碰撞和冲突，无法阐释这种辩驳的内在动力和最终解决。

四 结语

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重大转折，并预见了全世界范围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诚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研究的最高成就，至今不衰的丰碑，其方法论原则亦被文学研究界长期奉为家法，复调理论甚至一直有被泛化和滥用的倾向46 。但是，亦有研究者对复调理论提出严重质疑。

苏联文学批评家扎东斯基早就指出，极端的复调理论和极端的独白化理论都有偏颇之处，不能将作家和作者的立场混为一谈——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作品的每一行都是负责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所有艺术品都是独白式;而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人物平等地加入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作品才是复调式的。但他的人物们并非独立于他之外存在，恰是代表了他不同的观点、情感和矛盾思想，所以他们就像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47 。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托多洛夫发现，巴赫金在现象学时期（即《行为哲学》和《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与主人公》）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的理论有明显差异:前一时期，巴赫金强调作者对人物的“超视”（作者看到的、了解的总是超过任何人物）和积极的建构作用，后一时期他则侧重平等和对话的复调关系。托多洛夫认为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降低和漠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美积极性和价值立场，以致他对陀氏作品的分析出现了很大偏差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