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大法官”与巴赫金的诗学问题化毕业论(5)

产生这种偏差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由于巴赫金前后期理论的背景和针对性不同:前期的思想对手是实证主义的伪科学，把审美等同于客体自我表现的“移情说”的泛滥，并以历史发生学解释作品起源，导致文学丢失了作者，因此巴赫金要强调作者的审美积极性。后期的论敌是庸俗社会主义的物质决定论，表现在审美活动中就是作者权威被无限扩大，人被物化，贬低为作者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当时俄国形式主义片面高扬“材料美学”的做法也损害了人的尊严，导致文学丢失了主人公，因此巴赫金要强调人物的内在独立性49 。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这种裂隙还有两个根源:1，巴赫金未能引入二律背反作为诗学和宗教哲学两方面的分析范畴。其实复调和对话理论里包含了相当清晰的二元性，巴赫金对纯思想人物冲突性的成双出现、矛盾意识的交锋、语言的双声性、狂欢化时空的终极性等等分析，已经触及了二律背反这个核心实质的边缘，但他有意回避了对这个范畴的使用。巴赫金这样做是基于一个假设，即二律背反或者引起黑格尔式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运动，或者就是干脆得不到任何解决地永远对立，结果都是巴赫金最不愿意看到的——把众多独立意识的相互作用，当成在作者一人意识控制之下不同论点的相互关联，硬塞到某个统一世界观所支配的独白化框架中，并将文学抽象为蹩脚的哲理议论50 。巴赫金的这种考虑不是毫无道理，合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显然是被拒斥的，他痛恨的恰恰就是黑格尔式消除矛盾的思辨统一;陀氏也没有简单地选择正题或反题中的任何一方来认同，他在某种限度内给了双方均等发言机会，这正是他在艺术和思想上的伟大之处，也是复调小说所由诞生之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终归是要力图解决二律背反的，他采取的是与康德的形而上学悬设截然不同的途径——将二律背反变为信仰悖论，从A中看出非A，从非A中看出A。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思想特质，帮助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等人找到了新正统主义神学早期的的辩证方法。巴赫金由于太过忧虑独白化的危险而回避了二律背反，使他错失了揭示陀氏作品实质的一件有利工具，也违背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2，巴赫金身处的时代窘境使他回避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基督教立场。基督教信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作品的出发点和最终旨归，也是诗学分析绝对不能无视的基础，否则，从他那复杂迂回的文本迷宫里无法整理出真正的头绪。巴赫金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在前苏联政治意识形态的专制下，面对严酷的文化审查制度，自身的社会地位尚不稳定，很难在研究中公开触及这类问题，所以也只能选择以高度纯净的形式主义手段，仅从结构、体裁和语言等角度解析陀氏小说的诗学特征。就这个有限范围而论，巴赫金已经做出了极品，但毕竟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实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巴赫金晚年痛苦地表示，他为自己没能直接探讨折磨了陀氏一生的主要问题——上帝的存在——而深感遗憾，他知道这样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公平”的，可巴赫金当年的处境是:“我不断地支吾搪塞以自保。每当有想法冒出来，我就得压制它”51 。这种顾虑和制肘下做出的阐释是不可能没有局限的，何况，形式分析本来就不能绕开价值内容不论，否则将流于浅表或失去解释力，巴赫金的诗学问题就是个明证。他曾乐观地预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发明的复调小说，寿命定会比资本主义长久”52 ，可实际情况是，复调小说模仿者甚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却再没真正出现过，原因正如前文所述:复调的实质不在于单纯的形式技巧，而在于思想的态度和深度。

话说回头，尽管巴赫金的诗学有种种具体问题，但他的方法论原则仍是分析陀氏作品不可或缺的利器，不依靠它，价值内涵的解读就会陷入一片由读者主观性所左右的混乱，同样会严重背离陀氏作品的实际情况，因为他太容易让人产生误读。比如，劳伦斯、瓜尔蒂尼、罗赞诺夫和早年的舍斯托夫等众多杰出评论家曾都不顾陀氏的创作意图，将他与宗教大法官等同，这种歧异激烈到被研究者称为“集体叛乱”53 。如果恰当地运用形式分析，理清结构、体裁和语言的基本质地和脉络，无谓的误解纷扰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具有特殊文学品质和深奥神学思想的艺术家来说，只有诗学与宗教哲学两方面分析均不偏废的阐释才能还他以真义，否则，他的命运就仍会像巴赫金所说的那样:“当莎士比亚已成为莎士比亚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有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54 。

注释

①⑧罗赞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张百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页3-5，页11。

②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6 40 42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316-461。下文所有引述均参照该泽本。耿济之将该卷标题译作“赞成与反对”，但参照原文“Pro et Contra”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体构思意图，或许译为“正与反”更为妥帖。

③Dostoevsky，“letter to N.A.Liubimov”（May l0，1879），in New Dostoevsky Letters，trans.S.S.Kotelliansky，New York:Haskell House，1974，P.80;“letter to Pobiedonoszev”（May19，1879），in Dostoevsky:letters and Reminiscences，trans.S.S.Kotelliansky and J.M.Murry，Freeport， N.Y: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1971，p.241.

④N.Berdyaev，Dostoevsky，New York:Meridian Books，1957，p.188.

⑤Jerry S.Wasserman，“Introduction”，in The Grand lnquisitor，ed.Jerry S.Wasserman，Columbus，Ohi Charles E.Merrill，1970，pp.1-2.

⑥ 11 12 23 24 27 38 50 5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铃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48-207，4-5，27，270-271，394，122，37-41，28-32，64-83，8-9，48。

⑦See Ernest Simmons，“A historical and analytic intro-duction to The Brothers Karamazov”，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and the Critics，ed.Edward Wasiolek，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1967，p.32;Rogerl Cox，“Dostoevsky’s Grand lnquisitor”，in The Grand lnquisitor，ed.Jerry S.Wasserman，Columbus，OhiCharles E.Merrill，1970，p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