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2)
2013-10-25 01:06
导读：里就是一个现代主义者[4]。真不知道这是在褒奖还是贬损。很显然，现代性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左派理论家们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微妙之处也许正在
里就是一个现代主义者[4]。真不知道这是在褒奖还是贬损。很显然，现代性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左派理论家们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微妙之处也许正在这里，后现代一直是左派批判的对象，或者说是一种批判性的论述。但问题就在于，并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和更有影响力的后现代的正面倡导性论述，声势浩大的其实是批判性论述。当左派的那些批判性论述变成了后现代的主流理论时，这个后果不是皇袍加冕，而更象是篡位。可以数过去，杰姆逊、列奥塔、赛义德、霍尔、德里克、安德森、泰勒、德里克、伊格尔顿、鲍德里亚、鲍曼、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这个名单几乎可以把所有著名的左派理论家加上去。难怪人们把后现代论述看成是左派的论述，再也没有什么张冠李戴比这项桂冠的交接更具有弄假成真的奇妙。后现代这个蛋糕被左派理论家做成了巨无霸，那还有什么办法，只好吃不了兜着走。
当左派的所有的言辞都变成了后现代时，危险的时刻也就降临了。修正主义已经病入膏肓，这不是因为人们的观念立场变了，而是所有的知识话语变了。后现代论述不知不觉已经听不出的原汁原味了，这让坚定的共产国际战士们大惊失色。只要看看近年来，杰姆逊、安德森等人，对左派阵营多么不满就可以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后现代论述越来越具有梦幻色彩，自从与研究结盟，它干脆就是当代思想的催眠术，哪里还有多少战斗性可言。只有后殖民理论，挥舞着“差异”的利剑，在跨国时代游刃有余。后现代的当代性论述显然很难强化批判性，反倒更容易演变为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现实津津乐道。左派理论家都有一支犀利的笔，文采飞扬，随心所欲。看看杰姆逊对当代后现代文化的分析阐释，谁会注意到这是在严厉批判呢？精彩纷呈的迷幻般的后现代文化图景，杰姆逊被捧为后现代理论大师一点都不冤枉。当后现代变成一种主流论述，后现代的知识普遍化了，批判性变成了叙述，变成了学理式的探讨，这对于左派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却是走到了穷途末路――没有了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发动机，左派理论还能走多远？“现代性”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浮出水面，这是一艘被打捞起来的“泰坦尼克号”，满目沧桑，历史丰厚，装上后现代的发动机，挂着现代性的旗帜，又可以来一次豪华旅行。殖义、帝国主义、－国家、种族、性别和身份，应有尽有，关键是具有历史感。回到了历史中的左派论述，就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堡垒。其实质当然还是后现代，不过却是后－后现代了，回到了现代性历史中的后现代，抹平了所有的矛盾和困窘，一切似曾相识，却又大异其趣。想不到是现代性挽救了后现代，一字的改动就可以重新开启一个知识创新的时代，这真是后现代时代的神奇。这真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时代，现代性的葫芦里，原来卖的是后现代的。这真让人疑心，当今时兴的“现代性论述”到底是后现代的残羹，还是一剂补药呢？不管怎么样，现代性几乎让后现代起死回生了。就这样，“现代性”反倒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杰姆逊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次古老的现代性在当代里痼疾复发，真正患的其实是一场后现代病。”[5] 杰姆逊当然还要明知故问：那为什么不干脆用“后现代”这个概念。这个问题杰姆逊自己早已有看法。按杰姆逊的说法，这是一场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以供它在知识思想的大量生产和重新销售[6]。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现代性之成为热门话题，当然不只是左派以及后现代理论家应急摆脱窘境的意外收获，它可以从更具建设性的和积极主动的方面来看，那就是后殖民理论对后现代论域的拓展，应对全球化的当代现实。现代性论述看上去是回溯历史，着眼点却在当代现实，也就是面对现实问题来挖历史的根。90年代全球化趋势迅猛加剧，全球贸易额的大幅度增加、国际化资本的急剧聚集，以及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促使跨国企业在最近10年的增长惊人。同时，为了寻求全球市场，资本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介入的力度大大提升。发展中国家由于对资本和技术的强烈渴望，对进出口贸易互惠条件的寻求，为解决国内由于持续高增长形成的
就业压力困境，以及国内体系的严重危机，这些都不得通过开放市场，引入跨国资本和跨国企业来缓解矛盾压力。然而，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关上，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也从跨国资本和技术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全球化趋势在90年代向着发展中国家渗透，这使后殖民论述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历史的清理再次提醒人们，历史并未终结，这个未曾终结的历史并不是关于它后来的命运，而是它此前的状况，已死的历史在叙述中不断复活，这就足够了。现代性论述不断翻检资本主义的老帐，这是一次清理，现在的全球化则要为历史买单。资本主义启蒙的历史，不再是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不再是民主与科学彰显的历史，而是充满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蹂躏的血腥事件。与对现代性的历史反思相一致，后殖民论述对现今全球化现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与恐惧。现今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本质上与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侵略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现在是跨国资本与高新技术在冲锋陷阵。后殖民理论率先在批评领域小试牛刀，随后与学结盟，创造出一门跨学科的超级学科――文化研究，其触角遍及纯学术领域、通俗文化和大众传媒，任何被称之为文化的东西，无不可以进入研究的视野。而从文学批评承继来的风格，则使得这些文化分析具有迷幻般的魅力。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底蕴与后殖民的立场，使得当今的文化研究本质上更像是一门“差异文化政治学”。科尔内尔．韦斯特数年前就指出：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新的差异文化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以多样性和异样性的名义与攻击单一性和一致性；依据具体性、个别性和特殊性去摈弃抽象性、笼统性和普遍性；通过突出偶然的、临时的、变数的、试探性的、活动的和变化的性质来进行历史化、具体化和多元化。……由它产生的文化政治具有新颖性的是：差异构成的方式和成分，在描述过程中差异所给予的分量以及诸如灭绝主义（exterminism）、帝国、阶级、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民族、自然和地区这些处在这一历史时刻的突出问题，是对先前的文化批判形式存在的某种中断做出反应的。[7]
新的差异文化政治学给当代的全球化现状作出诊断并开出药方，这种诊断一方面依赖对现代性历史的评判；另一方面是对现实经验进行的理论推导。差异政治学立足于多样性、异样性和特殊性，当然坚决批判全球化一体化。正如现代性被定义为无限前进的合目的性的历史进程一样，全球化也被描述为市场的一体化（即资本、技术、劳动力的市场的一体化），对民族国家的取消和对多样化的弱小文化的同化。现代性与全球化在当代的时空里相遇，它们重叠在一起，并且等待差异文化政治学的诊断。
这项诊断在奇特的悖论中展开并获得圆满的解决：这就是现代性的多样性方案。当代现代性的论说者，试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上给出不同的现代性方案，可选择的现代性只是一种理论的诡辩，如果它在历史实践中产生实际的效果，那也只是变了形的现代性，而不是真正多样性的现代性。杰姆逊对此表示的谴责论调，仔细辨析却更象是对左派理想的无可奈何的悲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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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多样性方案导源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身份差异政治这个想象的标志，却被当作返回历史实践本源中去的论据，它怂恿着人们现实地创造“特殊性”，直到这个特殊性破裂为止。现代性产生了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过去被认为是向着某种共同的历史终极目标前进，现在则被认为是依据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条件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从历史实践的结果来看，确实可以看到在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