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6)
2013-10-25 01:06
导读：拓出一片生动的领域。 当然，“现代性”这一概念所提示的时间跨度，它所具有的理论容量，对于重新梳理20世纪中国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的所标明的启
拓出一片生动的领域。
当然，“现代性”这一概念所提示的时间跨度，它所具有的理论容量，对于重新梳理20世纪中国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的所标明的启蒙意义，－国家的解放意义，或者说新主义的意义，这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关系，通常只能在一个断裂的结构加以理解，在简单的历史进步与革命的关系中来确认各自的意义。如果引入现代性的描述，那些革命、进步的优先性就可以为更富有学理涵义的描述体系所替代，从而显示出历史更多的层次。尤为对于中国的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它一度被推到文学史的顶峰；随着历史的变异，它又被全盘否定；如今又被有些人重新推崇。这些简单明了的价值判断过分依赖意识形态的立场，似乎此一时，彼一时，这本身就说明这种论述的理论含量不足。如果从“现代性”论述的角度来看问题，可以避免这些生硬和尴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机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是现代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或者说极端的激进表现形式之一，因而，现实主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手段，它为中国持续的社会革命建立了合法性的历史前提，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形象的依据。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支持不懈地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合法性的形象认识依据，这使得文学性与性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的矛盾关系中。社会主义文学实际上承担了双重功能：社会政治的观念表达与地调和社会紧张关系的作用。这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品质与风格具有特殊性，这一切，都有必要从中国的现代性历史去理解，才能抓住丰富的东西[19]。
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整体上与激进的社会变革保持着同步，它一直充当激进革命的先导和前卫。从一种更宽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它象是在促进这种历史断裂，也是在弥合这种断裂。文学的历史化总是为那些断裂提供合理化的形象依据，这种合理性的解释本身，也缓和了历史断裂带来的紧张关系。当人们从一个历史时期走到另一个时期，例如，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再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学最大可能地消除了历史变异的裂痕。毛泽东终其一生，都试图寻找一个理想化的革命文学。这种革命的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高度结合的东西，始终没有产生。但事实上，它们或多或少以不同的方式实际存在。革命产生了暴力和陌生化，而革命的文学艺术经常制造温馨的归乡式的气氛。只要看看那些被称之为革命文学的作品，其中总是不能摆脱情爱故事，不能消除小资情调和乡土记忆，从而产生感人至深的效果。这些情调都是下意识的表达，文学自身的那种延续性的方式依然留存于革命文学的历史叙事中，唯其如此，它才有维系历史断裂的力量。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现代性这个概念具有强大的历史粘合功能，这在于它的那种潜在的总体性，它的流动性，可以在较大的历史跨度内，把不同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发掘出它们的历史品性。很长时期以来，“文革后”的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很少得到阐述，被描述为与十七年的极左路线文学决裂的新时期文学，显然很难找到与现代文学的连接形式。特别是到了90年代，更难以辩析它的历史源流。近几年出现的时尚和中产阶级写作，更是把当代文学的历史编程打乱。这种状况在“现代性”的框架里加以梳理，显然比单纯在后现代主义的论域中加以阐释要深刻得多。例如，当今反复谈论的“小资情调”，放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来理解就会发现更多的东西：历史不可以被超越，但会被强行折叠。中国现代的小资产阶级情感，被草率翻过去，正如救亡压倒了启蒙一样，无产阶级的革命情感，也迅速压倒了小资情感。但在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现代性的情感建构并不可能随便被跨越，它还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去完成未竞的事业。90年代，伴随着的发展，以及私有财产的重新获得，个人的情感才真正有立足之地。这些小资情感正是更真实回到个人的必要补充。当然，所有的补充都是不充分的，又是替代性的。这种小资即有即有寻求个人自由的早期现代性意义，又打上了当今后化的消费社会的特征。它恰恰显示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如当今新生代的“无产者”文人（某些自由撰稿人）一样，他们与早期的现代性文人有某种相似，又有现时代的不同特点。
消费时代的审美问题也使现代性在当今时代显得杂乱且富有活力。文学写作既是对这个时代审美时尚的适应，也是一种潜在的抵抗。然而，在任何一个方位上，都会产生自身的对立面来建构新的文本机制。在那些适应性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时尚美学被激活的状况；而在那些反抗和贬抑消费主义的作品中，那些宏大而深重的思想主题却经常意外地被消费美学“劫持”。在这些复合性的语境中，当代审美的再生产才真正得以展开和推进。我们看到，现代性与后现代在这样的时代，是以相互折叠、纠缠、挪用、颠倒和再生产的方式发生作用的，唯其如此，文学的那种生长存在的韧性才显得难能可贵。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总之，现代性论述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助长这种倾向显然有悖学理旨归。虽然杰姆逊直到最近还在告诫人们说，意识形态总是难免的，“意识形态不是错误的概念，我们不能用正确的理念或科学来替换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方式。”[20] 杰姆逊又颇为矛盾地指责现代性论述的意识形态特征，他提倡一种“当下的本体论”。实际上，“当下本体论”显然强调对当前战略的重视，其实践意义不言自明。但“当下本体论”只能是意识形态色彩更重的学术战略，而不可能是更单纯的学理论述。杰姆逊同时指出了美学颠覆的重要性问题，回到美学，这倒是一个上好的建议。但现代性之被重用，主要是人们对当下提不出多少新鲜的东西，后现代的当代性已经陷入困境，寄望于现代性的历史叙事重新连接中断的现代主义传统。这使现代性能成为，以及多种学科相互渗透综合的总体论纲。
在我们来说，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运用，有三点需要加以强调：其一，尽可能降低意识形态色彩。尽管意识形态难以避免，但我总以为有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学术；另有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更淡薄的学术。我认为，知识的问题应该从知识本身的论述中生发出来，而不应该从预设的立场和目的中推导出来。“现代性”确实是一个相当有用的概念――具有历史的和理论含量的概念，我们可以尝试去除过于明显的意识形态立场和目的，而是回到这一概念的基本理论规范中去讨论问题，可能会有富有建设性的收获。其二，不断回到“当下”。当然，因为我们在这里谈论当代文学的问题，这使我们的当代性显著加强。但更紧密地扣紧当下性，应对当下的更具有实践特征的问题，则是当代学科具有优势的意义所在。其三，始终回到美学问题。现代性论述越来越具有文化研究特点，、历史学以及政治学显示出充沛的活力，而文学在现代性论述中反倒象是被拖着走的附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审美问题，这就更显示出强调审美问题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们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一种有效方式。实际上正是现代性美学构建构了现代性的感觉方式和情感结构，并对现代性极度变化和造成的历史破损提供了缓和机制。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尽管说，后现代论述换成了现代性言说，这是一次勉强的转向，不过，还是可以设想，降低现代性论述的意识形态色彩，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时间跨度的历史视角，为当代文学论述的历史断裂找到联系的纽带；同样也可以从中发掘出深厚的理论含量，对当代文学曾经被压抑和简化的主题展开重新探讨。这对于开拓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发掘新的学术增长点，无疑富有建设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