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7)
2013-10-25 01:06
导读：确实，我们深知，一种理论或学说，并不是因为被穷尽了意义而被人遗弃，重要在于，人们总是从潮流出发来选择和塑造一种学说，然而，潮流又是从何而
确实，我们深知，一种理论或学说，并不是因为被穷尽了意义而被人遗弃，重要在于，人们总是从潮流出发来选择和塑造一种学说，然而，潮流又是从何而来呢？它当然也是人们的有意酝酿的产物，问题只能归结为人类幼稚的在作祟：任何学说和理论的魅力都经不起岁月的磨损。还有什么比创新作为喜新厌旧的借口更冠冕堂皇的呢？这使学术的进步变得合情合理，也让人们心安理得享受进步的成果――这倒真是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明白：残羹也就是补。
[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 本文在这里讨论的是“现代性论述”。当我们追问现代性到底是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时，我们都是在理论论述的层面上展开讨论。杰姆逊把现代性看成一种叙事，它实际上把存在也看成一种叙事。但在我看来，现代性不仅只是一种叙事，它还是有其实际的历史实践层面，例如、组织方式、制度与秩序、历史事件、科技文明等等。现代性的这一历史过程，无疑始终存在，并不是因为当今突然时兴的现代性论述才具有“现代性”的意义。我们试图探讨只是，在后现代之后，现代性论述可以给当代学术带来什么样的活力？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学理进步。事实上，它只是后现代换了一个说法而已；或者说，后现代把理论视野扩展到历史领域而已。
[3] 该文原载 L’inhumain, Galilée, 1988, pp33-44.中文译文可参见《重写现代性》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1-60页。由阿黛译。但本人以为陆兴华译文更好些，可参见《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上网日期 2002年12月27日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4] 参见杰姆逊的《现代性的幽灵》，这是根据杰姆逊2002年7月访问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时所作的公开讲演稿的文稿。有关该讲演的中文译文未能见到，《文汇报》"学林版"刊登过部分内容，现在的中文译文采用张旭东根据杰姆逊的原讲稿翻译的文本，译文登载在人民大学“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据张旭东所言，杰姆逊的讲稿由作者尚未问世的新作《现代性的神话》的"导言"和"结论"两部分组成。该书由英国伦敦新左派出版社于2002年底出版。
[5] 同前参见杰姆逊《后现代的幽灵》讲演稿。
[6] 杰姆逊夹枪使棒地指出，这是的那帮人在兴风作浪。这帮人可是杰姆逊的左派同道，看来他们之间的分歧还不小。吉登斯成为现代性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并且鼓吹第三条道路，这在杰姆逊看来，与现代性如出一辙，却对吉登斯主张的构成反讽。在杰姆逊的论述中，似乎其他的现代性论述都是鼓吹与销售性质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样，吉登斯等现代性的论说者，对现代性也是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显然，杰姆逊对其批判性不满足，那只能理解为吉登斯的解决方案也未脱离现代性的基本方略。
[7] 同上书，第87－88页。
[8] 参见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9] 威廉斯：《先锋派的》，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73页。
大学排名 [10] 同上，第74页。
[11] 参见福科《论现代性》，汪晖译。转引自：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432页。
[12] 参见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7－52页。
[13] 同上书，第56－57页。
[14] 在《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一书，本雅明指出：“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恶魔倾向”。本雅明的这个观点明显受到马克思对看法的影响。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
诗歌中找到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如出一辙的元素。如，寓言、零碎化、闲荡者的异化、物化、事物降格为商品等。
[15] 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4－155页。
[16] 德里达2001年秋天在北京《读书》编辑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等地做了讲演。其中在读书编辑部的题目是“人文科学的志业与无条件的大学”，在他演讲的结论部分，他提出当代价值建构的七个重要问题，其中六个的主词是“历史”。有关德里达的讲演，可参见《读书》，2001年第12期，其中在回答笔者提问时，他特别谈到“历史”在他思想中的意义。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17] 英文版参见Giles Deleuze and Felix Grattari, Anti-Oediprs: Capitalism and Schizopneia, trans. Robent Hurle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P.42. 中文转引自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2页。
[18] 同上，第38页。鲍曼在这里没有明确指出古典的批判理论所指的对象，但指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宗师的可能性较大，他对马尔库塞的观点就持激烈的批评态度。
[19] 对于中国现代以来的艺术来说，它与现代性的关系显得更为紧张和复杂。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时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现代性一直是以断裂的方式展开，这些断裂给社会的组织结构、秩序规范、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都产生剧烈的冲击。现代以来的思想意识一直站在现代性变迁的前列，现代中国的启蒙主义思想，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先导，强有力地推进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文学艺术一直也扮演着启蒙主义先驱的角色。“文学革命” 在文化层面上率先触发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白话文学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白话文，现代性的感觉方式、认知方式和情感价值都无法建立起来。随后出现的“革命文学”，更是以激进的方式，为激进的社会变革，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提供情感认知的基础。更不用说1949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齿轮和罗丝丁，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在现代性不断激进化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的中国文学始终是激进变革的先驱，它既是一面镜子，更是历史最内在的躁动不安的那种精神和情绪。在那些剧烈的变革时期，在那些猛然发生的历史断裂过程中，文学都在扮演一种推波助澜的角色。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20] 杰姆逊：《回归“当前事件的”》，参见《读书》，2002年第12期，第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