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文学，或不为「承认」的斗争(1)(2)

这只是一个很平凡的日常生活故事：叙事者我以为外面下雨了，急忙催促老妻，收起正在晾晒的衣裳，但定神一看，却发现眼前的雨点竟是从近旁建筑地盘飘过来的尘埃。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的「天台木屋」指的是低下阶层小市民在住宅大厦天台违法搭建的木屋。本来是夫妻之间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点滴，却在诗中跟城市发展和基层市民的居住权利等政治故事直接连系起来。

少数文学的第三个特征则是，在这个领域里的所有元素都被赋予了一种集体价值。因为在少数文学的领域欠缺天才的大师，所以这种文学便能孕育出一些有别于大师文学的构想；如此一来，每位作者的个人言说都汇聚到一个共同的行动里。政治渗入到少数文学中的每一个陈述。1「而最重要的是，由于集体或民族意识『在外部生活中往往是消极的，总是处于崩溃的过程中』，所以，文学自身积极地肩负起集体甚至革命表达的角色和功能。」正是文学促进了一种积极的团结，并以此取代怀疑猜忌。少数文学作家若身处边缘，被完全排除于脆弱的共同体以外的话，他∕她便更有可能表达出另一个可能降临于人世的共同体，并为表达一种另类意识和感性，创造出相应的表达方法。（Deleuze & Guattari 1986: 17）

这难道不正是香港七一游行的论述模式吗？香港七一游行的一大特色是，一向被视为犬儒和政治冷感的香港人，竟突然走上街头要求民主选举和直接的政治参与权。只要在示威的人群中稍稍留意一下身边的无名群众自制的标语，我们便不难发现，七一游行式的街头政治空间，实际上也是一个艺术创造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正因为大师根本不存在，参与到运动中的每个个体都最大地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而他们的创造最终则被重新融入到一个共同的政治行动中。事实上，在近几年类似于七一游行的街头抗争中，整个集体游行的空间都被转换成一个巨大的行为艺术空间。譬如在刚过去的一二．四游行中，有一个极其动人的场景：当天，部分游行群众由于不满警方只开放三条行车线给游行队伍，他们便自行突破警方的封锁，跑到其余的行车线前行。于是，正在那些行车线上行驶的巴士和电车都被迫停下来，让群众通过。当时，人潮和平地在这些停下来的交通工具旁边流过，一切日常运作都在这一刻突然停顿。在这一刻，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超越于立法和护法的世俗暴力之上的「神的象征性暴力」，赫然展露于我们眼前。

换言之，从少数文学的角度来看，在两岸三地的政治关系中，香港式的政治抗争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的指向跟对国家主权的政治性争夺毫无关系，相反，它在某个时刻更接近于一种逃逸的政治，或者可以换个方式说，称它为「不为『承认』的斗争」。但我并不打算把这种抗争提升到较为超然的位置，毕竟任何形式的抗争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没有高下之分。我只希望简单地指出，若没有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少数文学和少数政治的理解视野，我们根本无法理解香港现时的文化和政治抗争状况，纵然这些抗争只是昙花一现的、微不足道的偶然爆发。我也不希望说，这种抗争方式是香港独有的，因为当移民的混杂状态开始成为我们时代的核心特征时，当西雅图事件以其创生性的标语口号开始把全球的少数政治主体集结起来时，我们又怎可以说少数文学的特征是某个地区所专有的呢？

引用书目：

Deleuze, Gilles & Guattari, Felix. (1986),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陈永国编。2003。《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长春市 : 吉林人民出版社。

邓小桦编。2005。《土豆诗烩：反思世贸及全球化》。香港：学联社运资源中心。

韩丽珠。2004。《宁静的兽》。香港：青文书屋。

注释：

 一个关于卡夫卡的家喻户晓的故事是，他的朋友布洛德（Max Brod）在安排出版其遗作时，大量改动了原作中奇怪的句法和标点方式。卡夫卡这位不称职和令人尴尬的「大师」有力地例证了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的少数文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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