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1)

摘  要：唐武宗灭佛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灭佛事件。对于灭佛的原因众说纷纭，以往的分析过分地强调经济原因，而忽视了儒家思想和道教的原因。本文通过有关唐武宗灭佛史料的辨析，从儒佛之争和佛道斗争两个方面对唐武宗灭佛的原因进行论述探讨，尤其在佛道斗争方面，认为唐武宗面对当时日益高涨的佛道矛盾不能正确视之；在处理佛道矛盾方面的问题上，又采取了崇道灭佛的极端手段，这才是武宗灭佛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唐武宗灭佛事件表明，佛教在中国发展，会受到各个方面原因的制约的。

关键词：唐武宗；灭佛；原因；儒佛之争；佛道斗争 

佛教自西汉末初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且以其独有的佛教之光独树一帜，已影响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至今仍然魅力不减。它不仅带给中国社会以多方面的影响。也深深地渗透到世界上诸多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生活中。可以说，自佛光闪烁的那一刹那起，它就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应看到，自入境中国以来，佛教在不同时代的际遇不尽相同，不同阶层和不同心态的人们对它褒贬不一，既有人颂之、扬之、信之、崇之；也有人鄙之、疑之，其或力图毁之、灭之。在中国佛教史上，毁佛、灭佛的人中最知名者莫过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这四次灭佛事件中，唐武宗灭佛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三次，武宗灭佛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此，对唐武宗灭佛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灭佛事件，前辈做过专门研究和论述，基于前辈们的研究，力求新意，故，本文将从儒佛之争和佛道斗争两方面对唐武宗灭佛的原因进行深入浅出的论述和探讨。

一、儒佛之争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和在思想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影响。佛教能够在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主要是与儒家思想日益调和、会通、融合的结果。但是，由于两者产生的地理、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二者的内容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同时，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从三个方面来看：

从思想文化方面看，佛教是外来宗教，同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思想有若干背离之处。总的说来，儒学是处世治国之学，佛教是出世离俗之教，二者是对立的。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重视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故而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人都在家庭、国家处于适当的地位，以达到家庭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的目的，这是积极入世思想。而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社会是苦海，要求人们出家，脱离现实，以达成佛的目的。这是消极出世的思想。佛教主张弃世出家，实际就是抛君弃亲，与儒家忠孝之道完全背离。所以儒佛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特别是对父母的关系上有极大的距离。儒家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1］198佛教却别有说法，认为禽兽虫蚁可能是自己的七世父母，现在的父母，可能来世是自己的孙子，这样的怪谬思想，儒家和受儒学影响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确立为正统思想后，就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社会道德规范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均受儒家思想影响。加之魏晋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仍以儒学为治国之本，故佛教在中国的生根发展，首先遇到的阻力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由于儒家思想向来是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的基本工具，那么帝王治国的礼法刑政，总得以儒家治国理念为主导，朝廷官吏也多半算是儒家中人，因此正是有了这样两种强大的力量支持，才使得儒家反佛的力量十分庞大，才使得唐武宗为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得不对佛教痛下杀手锏。

从仕人对佛教认识方面看，他们认为佛教的发展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君主的权力。唐初，最早反佛的是傅奕。他认为佛教宣传“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佛经是“妖书”，它迷惑百姓：“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有些愚昧之人“造作恶逆，身坠刑纲，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这是“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完全是欺骗。

在傅奕看来，“且生死寿天，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为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有佛。”这是“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显而易见，傅奕认为佛的作用和君主的权力是相互对立的。人的生与死是自然现象，刑德威福是人力所致。视富贵贫贱为佛的作用就是窃夺了君主的权力，为害于政。他还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教之理著，臣子之形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为了尊君奉亲，以行忠孝，他主张“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男育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这样，“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2]2215实际上这是以行忠孝的手段，达到巩固唐朝政权的目的。无疑这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所在。

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又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3]7765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只是在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之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4]455并表示，“佛如有灵，能做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固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被贬后，又上书宪宗。宪宗道：“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2]4215可见，宪宗是非常清楚儒家思想排佛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君主的地位的。

韩愈自称是孔、孟思想的继承人。他反佛的情绪激昂慷慨，但其反佛的言论内容比傅奕思想更为深刻。他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持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无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为了达到排佛的目的，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把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主线，以与佛教各宗派的传法世系相对抗。他自认为得了儒学真传，以继承和发扬从尧舜到孟子的道统为历史使命，要效法孟子辟杨、墨的精神来辟佛。基于此，他特别推崇《大学》的理论体系。《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而佛教提倡的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了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理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思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可见，佛教和儒家的矛盾是愈演愈烈了。

杜牧也曾对佛教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他尖锐地指出，崇佛者中，工商人“伪内而华外”，大秤小斛进，小秤小斛出，靠欺骗发财致富；基层小吏，靠敲诈勒索聚敛财富，也能“如公侯家”。上层大官，假公济私，公开掠夺，“人不敢言”。这些人“心自知其罪，皆捐已事佛以求救”，希望“有罪罪灭，无福福至”。结果是“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5]154完全是做交易。这和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6]8“道之以德，齐之以礼”。[6]105正是背道而驰的。尔虞我诈，损国肥私，当然不利于巩固政权。这些被儒家指责的所作所为，佛教认为事佛即可得福。这种矛盾只能日益激化。

从武宗对佛教与政权关系方面看，武宗灭佛也考虑到这两个的关系。他说：“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2]585所谓“以文理华夏”，就是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唐太宗说过：“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於古也”。[7]200唐太宗的“文过于古”，就是学习了治国的根本，收到了“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的效果。“子孝臣忠”，就是儒家思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大治。武宗所谓的“以文理华夏”，自然也是这些内容。

会昌三年六月十三日，太子詹事韦宗卿撰《涅槃经疏》20卷进呈武宗，武宗阅后怒不可遏。遂有敕道：“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詹事柱国华阳县男食邑三百户韦宗卿，忝列崇班，合尊儒业；溺于邪说，是煽妖风。”还说：“而韦宗卿素儒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扬孔墨，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书，辄有轻进”。[8]171-172最后，他焚烧此书，不得外传。在武宗看来，韦宗卿是国家官员，衣冠望族，理应宣扬儒家思想，但他却迷信佛教，“妄撰胡书”。显然武宗认为儒家思想是治国的根本，只有用儒家思想抵制佛教，才能治理好国家。由此可见，儒佛之争是武宗灭佛的重要原因。

至于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都是“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佛教传入中国后，则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9]613更是反佛者的老生常谈。从傅奕到唐武宗都涉及这些问题。这种理论能够屡次谈起，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其出发点是各朝各代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为了巩固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政权，是最高统治者容易接受的。这也说明了，佛教与儒家思想，佛教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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