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的智慧和文体——“我的阅读史”之契(2)
2016-02-18 01:20
导读：比如说，你印象中的空气中树脂的气味，林中小路枞树积满的针叶，暮色中树木与树木之间隐藏的阴影，乡村教堂钟楼上夕阳中燃烧的十字架……就像《带
比如说，你印象中的空气中树脂的气味，林中小路枞树积满的针叶，暮色中树木与树木之间隐藏的阴影，乡村教堂钟楼上夕阳中燃烧的十字架……就像《带阁楼的房子》的结尾所写的：“我已经渐渐忘掉了那所带阁楼的房子，只是间或在画画儿或者看书的时候，忽然无缘无故想起窗子里的绿光，想起我在那天夜晚满心的热爱，在寒冷里搓着手，穿过田野走回家去时候我的脚步声。有时候（那种时候更少）孤独折磨着我，我心情忧郁，我就模模糊糊地想起往事；渐渐地，不知什么缘故，我开始觉得她也在想我，等我，我们早晚会见面似的……”是的，你也许难以明白，这种对曾经有过的温暖，曾经有过的灯光和满心热爱的无缘无故的回想，当然无足轻重，但对个人来说也许不是无关紧要。
但想法还是发生了改变。两年前，参加戴锦华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孙柏论文的答辩，在《西方现代戏剧和社会空间》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契诃夫戏剧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熟悉契诃夫的读者都知道，他后期的戏剧（特别是《三姐妹》、《樱桃园》）、小说，“工作”、“劳动”是经常涉及的中心命题，这与知识分子摆脱闲散、无聊、庸俗，厌倦，与“新的生活”的创造等联系在一起。在历来的契诃夫评论中，《三姐妹》中衣丽娜的那段著名台词——“人应当劳动，应当流着汗工作，不论他是谁，人生的目的，他的幸福，他的欢乐，就在这儿。”[2]——也总是被作为契诃夫思想的重要的积极因素得到肯定。对此，孙柏论文在引述江原由美子、约瑟夫·皮珀等
社会学家、
哲学家的论述后指出，这里表达的“劳动中心主义”，是19－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组织原则的基础，是对“闲暇”，对非职业性、非物质生产性、非实用性的活动、兴趣的歧视、压抑。论文指出，契诃夫显然受到这种“劳动中心主义”的影响，不过也表现了对这种“工作至上”的疑虑，这种疑虑已包含了他对“工作至上”、“劳动中心主义”观念的批判，甚至否定了。论文从戏剧内在的反讽基调，戏剧语言和戏剧动作的对比上的分析，来支持这一论点。他认为，“不仅因为在作为抽象人类活动的劳动与资本主义具体的社会分工之间存在着不能忽视的重大不同，知识阶层也可能会在工作的选择上发生质的分化，而且‘工作至上’的观念或者劳动中心主义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的剥削，已经为契诃夫所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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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质疑苏联和当代中国（自然也包括我在内）的“契诃夫观”。对我来说，由于原先形成的看法已经难以改变，因此会“本能”地要抵制不同的论述。但我因为没有重读作品，在答辩会上只好委婉地表示我的怀疑。大概出于对年事已高的老师的尊重，答辩者既没有和我发生争论，也没有做进一步解释，只是说回去要更多读材料，深入思考这个问题。被迫地改变（哪怕是部分）所喜欢的作家的印象，无论情感还是理智，都是不很容易的事情。为着寻找质疑论文的根据，终于还是再次拿起契诃夫的书，重读了主要的剧本和一些短篇。
“当代”的契诃夫图像
契诃夫在“当代”（指的是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界的地位有些“微妙”。根据李今女士的研究，1907年就有契诃夫小说的汉译（《黑衣修士》），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他的第一本汉译小说集。但契诃夫在五四时期和30年代初并没有受到特别关注。30年代末到40年代，对他的翻译、出版开始“系统化”、“规模化”，并对当时的小说、戏剧创作产生重要影响[3]。这种“集体性”影响的发生，与当时中国作家“沉潜”心理意向，和写作向着“日常生活”倾泄有关。我在上高中之前，从未读过他的作品，不知道柴霍甫就是契诃夫。记得第一次和他相遇，是在《
文艺学习》上。1954年4月，由中国作协主办的这份文学杂志创刊时，封面印有鲁迅先生的头像，第二期便换成了高尔基。于是便猜测接着将会是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从俄苏文学在当时的显赫地位看，似乎更有可能的是普希金、托尔斯泰，或者是50年代被众多中国诗人奉为榜样的马雅可夫斯基。这些猜测全都落空，面前竟是戴着夹鼻眼镜、蓄着山羊胡子的陌生老头（当时以为有六七十了，后来才知道他去世才44岁；这样的年龄，放在“新时期”还是“青年作家”）。自然，之所以选择契诃夫，可能也跟他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定为1954年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有关。这一期的《文艺学习》除了评介契诃夫的文章外，还附了他的小说《宝贝儿》。读过之后却没有觉得怎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