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的智慧和文体——“我的阅读史”之契(3)
2016-02-18 01:20
导读：多年之后的60年代初，你读高尔基的回忆录[4]，里面写到托尔斯泰在读《宝贝儿》后，眼睛充满泪水地说，这“跟一位贞节的姑娘编织出来的花边一样”，
多年之后的60年代初，你读高尔基的回忆录[4]，里面写到托尔斯泰在读《宝贝儿》后，眼睛充满泪水地说，这“跟一位贞节的姑娘编织出来的花边一样”，她们把“所有的幸福的梦想全织在花纹上面。……用花纹、图样来幻想她们所爱的一切；她们的全部纯洁而渺茫的爱情……”。虽然你抗拒地想，“伟大作家”的感受、判断也不见得处处正确，但还是为自己的“幼稚”而似乎脸上发红。可惊讶之处还有，你发现对同一作品的感受竟然会如此不同，当代批评家从《宝贝儿》中见到的，是对于一个缺乏主见、没有独立性的妇女的批评性刻画。也许“幸福的梦想”与批评性刻画都包容于其间，只是托尔斯泰有更大的温厚的胸怀，才能体察、同情普通人即使是卑微的梦想……
40年代的确是中国文学界“发现”契诃夫的年代，如同有的研究者所说，他对中国小说、戏剧的走向“成熟与深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5]。这个时期，是抗战初人们激动兴奋之后，消除某种幻想而趋向清醒的时期。作家发现，契诃夫用来揭示悖谬思想、情境，表现偶然、“孤立”事件和遭遇，传达某种复杂思绪、情感的有效性。当然，对不同的作家来说，存在不同的“影响”；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契诃夫。我们在巴金、师陀、张天翼、曹禺这个时期的创作（如《北京人》、《第四病室》、《寒夜》）中看到契诃夫留下的“印迹”，和在胡风那里看到的差异颇大。胡风1944年的题为《A·P·契诃夫断片》[6]的文章，既是他和他的朋友（“左翼”的某一派别）对契诃夫的“当代阐释”，但也是阐释者的“自我阐释”；既是契诃夫画像，也是胡风自画像（或者是“自我”的投影）。在主要由“驳论”构成的文字中，一一批驳了中国“僵硬了的公式主义的批评家”（大概是“左翼”的另一派别）加给契诃夫的种种“恶谥”：“旁观的讽刺者”、“悲观主义者”、“怯懦者”，“没有内容没有思想”、“客观主义者”……胡风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因为麻木了的心灵不能够在他底讽刺、他底笑里面感受到仁爱的胸怀”。在塑造他的契诃夫形象时，他使用了“诚实”、“仁爱的胸怀”，“含泪者至人底笑”等胡风式话语。他甚至借用鲁迅的话，（有些不着边际地）称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但他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的、新时代“预言家”相貌的契诃夫，有可能让这个时期的曹禺、巴金、师陀认他不出。不过，他们与胡风也应该有着共识，这就是，那些“平平常常的人生，不像故事的故事，不像斗争的斗争”，也有着深切的人生真相；对那“逆流的日子”里的“日常生活”悲剧性的揭示，和与此相关的“简单的深刻”的文体，也有它们的不容轻慢的价值。进入50年代，40年代发掘的这种思想、艺术经验变得可疑、不合时宜起来。乐观主义、明朗、激烈冲突和重大事件，是“当代
美学”的几个基本点。等待着契诃夫这样的作家的，如果不是被彻底“边缘化”，被忘却，那就需要有新的阐释。如果我们还喜爱某个作家，需要他的“遗产”来为当代的文学建设助力，那么，那就必须提出与这个时代的文学标准、时尚相切合，或能够相通的理由。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契诃夫评价，说起来像是在延续胡风的观点（在将有点抽象的人性内容替换为阶级涵义之后），其实是基本仿照当时苏联主流批评家[7]的模式和尺度。一方面是强调他对“旧生活”的批判性，把他称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赞扬他对旧俄沙皇统治下的虚伪、黑暗生活作了深刻揭露，尖锐批判，另一方面，则指出由于未能形成“完整、正确的世界观”，没有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结合，而产生阶级、时代局限（脱离
政治的倾向，作品中“忧愁、悲哀的调子”,就是这种局限的表现）。[8]提到他的“强的一面”的同时，之所以不能忘记他“弱的一面”，是为着不至于导致将“旧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混同，模糊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根源于阶级、世界观的区别；如爱伦堡（在他的《司汤达的意义》中）、秦兆阳（在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在50年代所犯的“错误”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