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文学与“承认的政治”(1)(2)
2016-06-01 01:10
导读：在《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性时代的宪政主义》中，詹姆斯·杜利(James Tully)对“承认的政治”也作了深刻的阐发。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体现了各种种族文
在《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性时代的宪政主义》中，詹姆斯·杜利(James Tully)对“承认的政治”也作了深刻的阐发。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体现了各种种族文化团体对建构自身独特身份并获得他人和社会之承认的要求。杜利因此把“多元文化主义”运动称之为“文化承认之政治”(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recognition)思潮。这个运动包括民族主义运动、带有文化意涵的跨民族体制、长期居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族群、移民和难民及流亡人士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呼吁、女性主义运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及土著民族运动等等，其共同诉求就是“寻求文化承认”，“所谓承认，指的是以对方本身的词汇与传统去认识对方，承认对方为它自身所想望的存在形式，承认对方为正与我们对话的真实存在。”詹姆斯·杜利认为对诸种异质文化的是否承认与宽容应该成为判断一个政治社会是否正义的重要标准。杜利“文化承认之政治”论述建立在对西方宪政主义传统美洲原住民受压迫历史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之基础上，并把解决文化间的冲突和对异文化之承认问题寄托在宪政体制及其思想的改革上。他为此构想了一种正义的理想的“宪政主义”，这种“宪政主义”不会去预设任何一种文化立场，也不会以某种单一的“宪政体制”去承认所有的文化，而是保留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族群叙事，并且在法律、政治与文化领域里都努力保有其多元的性格，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宪政体制”正是由一连串跨越文化界线的持续民主协商或协议来达成的。
无论是查尔斯·泰勒的“承认的政治”，还是詹姆斯·杜利的“文化承认之政治”，抑或是其他“多元文化主义”者，都已经深刻地揭示出了不同的政治、价值、文化共同体之间的既相互包容、又互相排斥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并且试图寻找出在多元价值之间某种良性的对话和协商的文化民主形式。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思考和探索深刻地并且富有价值地拓展了常识意义上的“宽容”概念的文化政治内涵。宽容除了尊重他人的选择和意见外，还必须进一步接受和承认他人的观点也有可能成为真理，“宽容的结果必须是承认”[2]。今天，我们如果还在进行有关文化与文学“宽容”命题的讨论，他们的思想成果应该成为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之一。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在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美国文学批评界已经出现了一种旨在恢复被主流社会压制或驱逐到边缘社群的“边缘文本”的社会文化位置的“少数话语”理论，这种理论的产生及其实践意味着，从事种族研究和女性主义批评的知识分子“已经使对种种少数声音的考察成为可能”。“少数话语”理论把争取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力和文化承认作为其与统治体制进行斗争的目的。与温和的“多元文化主义”相比，“少数话语”理论则显得激进得多。在我们看来，一定意义上，“少数话语”理论可以视为接合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激进的革命的“多元文化主义”。
首先，“少数话语”理论对自由主义尤其是保守主义的多元论持着警惕的态度和批判的立场，认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多元论和同化论一样，仍然是“伟大的白人的希望”，“多元论的外表掩盖了排斥的长期存在，因为多元论只能由那些已经吸收了统治文化价值的人享有。对于这种多元论，少数民族或文化的差异只是一种异国情调，一种可以实现而又不真正改变个人的嗜好，因为个人被安全地植于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的保护机体。”[3] “少数话语”理论拒绝成为一种“异国情调”，拒绝被西方资产阶级统治意识形态收编，拒绝成为虚假多元论的
美学装饰。
其次，“少数话语”理论接合了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去中心”和“解构”思想。在《走向一种少数话语理论》中，阿布杜勒·贝·詹穆哈默德曾经把“少数话语”理论勾连到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少数文学”概念，认为他们的“少数文学必然是集体性”的论述在“少数话语”理论中仍然行之有效。这透露出“少数话语”已经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后现代思想为其批评建构的重要资源。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少数文学”概念最初的灵感来自卡夫卡在1911年12月25日一篇
日记的标题，这则日记记载了卡夫卡对“少数文学”在公共生活中的意义及其特征的复杂思考。在卡夫卡看来，“少数文学”对于公共生活的意义在于“吸纳不满的元素”，使“‘解放与宽容’地表达国家缺失成为可能”。这样，“少数文学”中个人与政治就相互穿透，“少数文学”是集体性的，是全然政治的，“使个人的冲突变成社群的‘生死攸关之事’”。德勒兹和瓜塔里正是从这里出发建构其“少数文学”概念的，他们把卡夫卡的文学称之为“迈向少数文学”，在《卡夫卡》一书中开列了构成“少数文学”的若干要素，并且在《千座高原》中深入阐述“少数文学”理念。在他们看来，“少数文学”“立即是政治的”，其最突出的政治性表现在语言被“高度脱离疆域之系数所影响”以及作家透过“发声的集体装配”操作[4]。卡夫卡写作的“少数文学”性，不在于它是某种特定族群的文学，甚至也不在于它是少数族裔的文学，而在于其语言的“少数”用法“卡夫卡遵循布拉格德文的脱离疆域路线，创造独特而孤独的书写”，这一“少数用法”破坏了既定的语言结构，颠覆了由这种既定语言结构所代表的社会支配秩序。所以，语言的“少数用法”立即就是一种政治的行动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