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文学与“承认的政治”(1)(3)
2016-06-01 01:10
导读：詹穆哈默德对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少数文学”概念最感兴趣的部分在于：“少数文学”是集体性的，是全然政治的，它使个人的冲突变成社群的“生死攸关
詹穆哈默德对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少数文学”概念最感兴趣的部分在于：“少数文学”是集体性的，是全然政治的，它使个人的冲突变成社群的“生死攸关之事”。詹穆哈默德认为：少数民族个人总是被作为集体对待，他们被迫作为整体来体验自己。由于被迫形成一种否定的、整体性的主体地位，所以被压迫的个人便通过把那种地位转变为一种肯定的、集体的主体地位来作出回答。在他看来，这里可以发现存在巨大差异的少数族群联合的基础[3]。
第三，“少数话语”理论坚持一种斗争
哲学，坚持承担批判和解构西方统治意识形态的使命。詹穆哈默德认为，统治文化和少数族群之间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对仍然屈从于‘体制的忘却’的文化实践的恢复和调停；而‘体制的忘却’作为控制人们记忆和历史的一种形式，是对少数文化最严重的破坏形式之一。”在他看来，“体制的忘却”是占支配位置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它以普遍性的人文主义计划的名义压抑排斥充满异质性的少数文化，并且使这种压抑和排斥变得合法化。“少数话语”理论的使命就在于揭示出这种意识形态生产机制，不断地揭示出“体制的历史条件和形式特征”，持久地批判这种支配意识形态，并且发掘出少数文学文本中所隐含的任何反抗性元素[3]。
难能可贵的是，詹穆哈默德并没有把这种斗争局限在纯粹文化和美学的领域，他认为，对少数文化的研究，如果没有
社会学、
政治学和经济学以及
历史学以至教育领域的知识，就不可能真正展开。没有跨学科的视阈尤其是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阈，要发现当代文化复杂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机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少数话语”理论就比后现代主义局限于语言和话语场域要显得更具开放性，也可能更富有批判和解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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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争取弱势族群的文化权力和政治经济权力上，“承认的政治”和“少数话语”采取了两种有所区别的路线。前者坚持对话和协商，试图在民主宪政的框架中争取建立一种宽容多元的现代文化格局，使多元价值、多元文化获得社会的承认；而后者则坚持走一种激进的斗争路线。但两者对宽容差异的诉求和平等的文化政治追求则是相通的，批判的少数话语极力追求的也是一种真正能够“容许差异的社会和文化构成”，批判与否定的是那种倾向于将复杂丰富的人化约为单向度的普遍主义的统治结构[3]。所以，“承认的政治”和“少数话语”或许在这一点上可以找到接合的可能，在为少数或弱势群体争取文化和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在构建一种更加宽容多元的文化结构中，两种理论立场和论述策略存在对话、互补和辩证的空间。
在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构成的社会中，作为一种“少数话语”或“弱势论述”，海外华人文学具有文化政治的意义，是弱势族裔文化参与和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以美国华人文学华裔马来西亚文学为例，“文化抗争”与“文化协商”主题可谓贯穿了其漫长的华人文学和文化思潮史的始终。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如何处理和协调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问题是美国社会整合的一个关键。早在18世纪末，出生在法国的美国作家和农学家J·埃克托尔·圣约翰·克雷夫科尔在《一个美国农场主的来信》中就提出了处理这一重要问题的基本理念，即“熔炉论”(melting pot)思想。“熔炉论”阐述的是如何“成为一个美国人”的认同叙事，在他看来，人的成长和植物的生长有相同的原理，都受制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美国的独特气候和政治制度，以及宗教和工作环境就像一座伟大的“文化熔炉”，在这里，所有民族的人都将融化为新的人种，即一种“新人”、“新美国人”。1908年，犹太裔移民作家赞格威尔创作了剧本《熔炉》并且在百老汇上演，再次把美国比喻为“上帝的熔炉”，在这个上帝的大熔炉里，“欧洲所有的种族都被熔化，重新形成!……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英国人、犹太人和俄国人，你们走进熔炉吧!上帝正在铸造美国人”[5]。但这座“上帝的熔炉”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并不向非洲人、亚洲人、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等等有色人种开放。正如约翰·海厄尔在《美国的同化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熔炉论’中最明显的矛盾是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因为在实际社会中，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表明‘熔炉论’的同化对象并不是所有的移民和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