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2)
2016-06-27 01:01
导读：“四三决定”的出台，事实上也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1941年秋天，中共发起整风运动不久，即改组了中央妇女委员会，由蔡畅接替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
“四三决定”的出台，事实上也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1941年秋天，中共发起整风运动不久，即改组了中央妇女委员会，由蔡畅接替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并于9月，中央妇委、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妇女生活调查团，调查根据地妇女运动现状④。新决定一开篇便批评了原有妇女组织的工作方式“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充分的群众观点”。在列举具体的事例时，除指责她们没有把
经济工作看作“妇女最适宜的工作”之外，主要强调妇女工作者“不深知她们的情绪，不顾及她们家务的牵累、生理的限制和生活的困难，不考虑当时当地的妇女能做什么，必需做什么，就根据主观意图去提出妇女运动的口号”，尤其批评那种经常招集她们出来“开会”的运动方式所造成的“人力物力”上的浪费。蔡畅在1943年3月8日发表于《解放日报》的社论文章《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中，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偏向说得更为具体：“特别是妇女工作领导机关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女干部，有不少是只知道到处背诵‘婚姻自由’、‘经济独立’、‘反对四重压迫’……等口号，从不想到根据地实际情形从何着手……当着为解决妇女家庭纠纷时，则偏袒妻子，重责丈夫，偏袒媳妇，重责公婆，致妇女工作不能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陷于孤立”，进而更尖锐地批评她们“甚至闲着无事时，却以片面的‘妇女主义’的观点，以妇女工作的系统而向党闹独立性。”——蔡畅在此激烈批判的“妇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与“延安道路”在性别问题上构成冲突的对立面。尽管难以找到行诸文字的直接史料来说明“妇女主义”如何阐述自身及其具体的行为方式，但可以断定，这种由“知识分子出身的女干部”所持的观点，大致是把女性（尤其是其中居弱势地位的年轻女性）利益视为主要衡量标准的，因此，在具体处理农村家庭纠纷时，才会“偏袒妻子，重责丈夫；偏袒媳妇，重责公婆”。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妇女主义”造成的问题是，采取过于激进的做法，鼓动农村年轻女性的独立和个人要求，势必造成乡村矛盾，尤其是与根深蒂固的乡村男权观念，及通过家庭／家族秩序实施的男权控制之间形成冲突，这种激烈颠覆或破坏传统乡村结构的做法，显然会影响到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在不同的材料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做法对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如蔡畅的文章在介绍示范地区的妇女工作经验时提到，运动早期在鼓动妇女参加纺织厂时，即引起了乡村男性的抵制：“赚几个钱，老婆没有了怎么能行？”杰克。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中，详细讲述了一个乡村女性金花如何利用共产党的妇女组织迫使她的公公和丈夫就范的故事。金花迫于乡村习俗和父母意愿，嫁给一个大自己十多岁的“丑”男人。丈夫和公公、公婆、小姑子的虐待，使她了无生趣且充满仇恨。共产党在村里组织妇女会之后，金花依靠组织的帮助“教训”了丈夫，而教训的手段，则是妇女会集体出动，把男人痛打一顿，并迫使他答应不再虐待妻子。那个丈夫最后充满怨毒地逃离了家乡：“……我认为女的就应该听男的。可是，你看，在八路军管辖地区里，女的都狂得很，不听男人的话。”金花也和他离了婚，并满怀希望地畅想未来的新生活[1]（pp.340～382）。——正是上面这个故事，使贝尔登得出结论，认为共产党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尽管故事发生的时间在“四三决定”之后，且区域也不一样（冀中而非陕甘宁边区），但从故事描述的内容上看，金花及其所在村庄的妇女会的过激行为，显然并非延安新政策鼓励的方式。“四三决定”批评此前妇女政策的错误时，列举的内容与金花的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鼓励妇女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比较激烈的斗争手段。例如给虐待媳妇的婆婆戴高帽子游街，在大会上批斗打骂妻子的丈夫，轻率的处理婚姻纠纷等等”[2]（pp.510～511）。尽管中共鼓励农村妇女争取平等的地位，但上述激烈的冲突，显然与中国共产党力图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赢得乡村农民拥护这一目标发生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