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
2016-06-27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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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43年开始全面施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内容提要」1943年开始全面施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针对过于激进的“妇女主义”影响到乡村社会稳定发展这一问题，倾向于寻找一种实际的方式，以避免乡村矛盾，强调妇女参与生产和增强她们对于经济生产的贡献。新政策在消除农村社会不和谐音、强化人民团结的同时，传统农村父权制家庭结构下性别问题被遮蔽了。延安时期，“新女性”的代表丁玲因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有所不同而饱受批评。而最终是以丁玲站在“党性和党的立场”作为收束，这固然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但是，也使得当时隐约呈现的性别问题被搁置了。“延安道路”对性别问题的态度，可以追溯到五四后期左翼革命话语如何整合女性话语，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依据的妇女解放理论有着密切关联。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有助于以更为积极的方式把女性主义结合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关键词」“四三决定”/“延安道路”/妇女解放/家庭结构/父权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1941—1943年中国共产党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施行的一系列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政策，不仅成为此后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基础，也为新中国确立了基本的建国模型。这一新体制被一些研究者称为“延安道路”①。尽管许多研究者都承认中共取得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与其妇女政策有密切关系，如杰克。贝尔登（Jack.Belden ）写到的：“在中国妇女身上，共产党人获得了几乎是现成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广大的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由于他们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所以也就是找到了一把战胜蒋介石的钥匙”[1]（p.395），但在具体的研究中，性别问题却没有得到重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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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延安新政策开始的中国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史，形成了一些影响广泛的“定见”，比如革命政权是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但没有特别关心女性性别本身的问题；比如革命实践尽管赋予了女性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但却忽略了女性在社会角色和文化表达上的独特性等；这些“定见”并没有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得到具体讨论。而自“文革”结束以来，当代女性文化则在反思以往的妇女政策的基础上，侧重于将女性问题与阶级议题分离，即其生理、心理和文化表达的独特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话语关注和表达的主要是“知识女性”的问题，从与新启蒙主义话语的结盟到引进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女性话语始终潜在地以中产阶级女性作为女性主体想象的基础。于是，革命时代的工农女性形象逐渐从文化舞台上消失身影，而代之以充满中产阶级情调和趣味的女性形象。重新回到对于形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女性文化和政策具有关键意义的“延安道路”，考察革命实践与女性话语间的冲突和磨合过程，就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研究，同时也尝试为当代社会主义女性话语实践提供一种理论参照。
一、“四三决定”的农村妇女政策与“妇女主义”
1943年开始全面施行的延安新政策，一个重要方面包括关于性别问题的新决议，这指的是由中央妇女委员会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后于2月公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在考量这一政策的意义时，新决定说：“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它并不否认动员妇女生产主要是为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问题，但同时也认为妇女经济地位的提升将帮助她们“挣脱封建的压迫”。不同的妇女运动文献和当时的介绍资料都强调，参与生产运动使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得到提高，她们的社会活动范围也扩大了；且由于边区政府采取一些鼓励妇女参与生产的特别措施，比如评选女“劳动英雄”③、“劳动模范”、有比例地选择妇女参与农村政权组织等，也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但新决定同时强调，提高农村妇女的地位，必须以保证“她们的家庭将生活得更好”为前提，也就是说，妇女地位的提高不得破坏原有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