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3)
2016-06-27 01:01
导读：为了减少之前妇女运动造成的问题，“四三决定”倾向于寻找一种更为实际的方式，以避免乡村矛盾，即强调妇女参与生产和增强她们对于经济生产的贡献
为了减少之前妇女运动造成的问题，“四三决定”倾向于寻找一种更为实际的方式，以避免乡村矛盾，即强调妇女参与生产和增强她们对于经济生产的贡献。毛泽东在阐述新妇女政策的必要时，明确地提到需要得到乡村男性的认可：“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这是能取得男子同情的，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也就可以逐渐同意了”[3]（p.46）。这事实上是通过从激进的妇女运动转变到保障妇女的工作、劳动权利，既通过社会权利的强化促使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又达到维护乡村稳定的目的。“四三决定”列举的妇女参与经济生产的诸项能力，既包括传统家庭女性的活动，“能煮饭、能喂猪”以及能“把孩子养好，保护了革命后代”[4]，也包括此前不允许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参与的纺织、种地、理家等活动。在此，新决定一方面鼓励女性参与社会工作，提升了妇女的地位和自主性；另一方面，新规定在质疑和批判传统乡村的男女性别差异上又有所减弱，而把家务劳动视为女性理所当然的任务。当然，这种措施毫无疑问适应了当时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状况，保证了党的事业顺利发展。
把经济生产作为农村妇女工作的“首要任务”，极大地调节了乡村的性别矛盾并提升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但由于乡村传统的父权制家庭结构根深蒂固，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妇女地位的提高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制约。整风运动之后发起的“大生产运动”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纺织业，早期施行的集体大工厂生产由于战时环境、交通、组织生产等方面的问题，而改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作坊式生产。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由于原材料的获取、产品的流通等因素使妇女直接介入社会活动。但这不是破坏而是强化了家庭结构，如迪莉亚。戴维指出的：“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位。这种家庭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小的（纯婚姻上的）家庭，而是乡村中的‘大家庭’，它的目的在于有效地利用劳动力。这种大家庭是正在支持抗战的农村经济的基础。所以，作为行动的基点，应该重新构造和巩固这类家庭”[5]（p.4）。也就是说，不仅是由夫妻、公婆组成的小家庭，还包括由宗族、邻里等构成的乡村伦理秩序，亦同样被保持和巩固。尽管战争时期，由于男性参军而造成的空缺有可能削弱家庭内部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但由于维护家庭结构关系和乡村伦理秩序，事实上压制女性的父权制结构并未松动。而且因为强调生产，往往是那些此前控制家庭资金和有更熟练技术的老年女性（母亲或婆婆），更能在生产运动中得到好处，她们对年轻女性的控制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⑤。因此，如果说经济生产能够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话，但却不能改变由于资本的引入而导致的农村女性内部在年龄、经济地位、技术掌握等方面形成的新的控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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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决定”与“延安道路”的新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即不再激进地强调“反封建势力”，而以动员民众为核心，与以父权制为核心的乡村伦理秩序形成协商关系。如果说“妇女主义”是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片面强调农村妇女（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利益，那么“四三决定”出于经济和文化动员的考虑所形成的乡村组织方式，在消除那些因前者而造成的社会不和谐音，强化人民团结的同时，农村传统的父权制家庭结构下女性如何摆脱男权压制，进一步得到解放的理论命题被弱化了。作为一种可能的结果，在贝尔登的故事中，金花或许将不是以打跑丈夫、规划自己的新生活作为结局，而是为避免农村矛盾，和她的丈夫、公婆勉强生活下去，尽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将不能如以前那样虐待她。
二、延安“新女性”和离婚事件
“四三决定”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倾向，是把农村妇女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整个妇女工作的核心地位。它发出号召，要求“妇女工作者”、“女党员”、“机关里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女干部”（被称为延安“新女性”），“深入农村去组织妇女生产”。整风运动之后，“新女性”经历了向工农兵立场的转移，旧有的自由主义倾向得以转变，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相应地，“新女性”所关注的性别问题，也因此被搁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