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境界”与“权利”的错落处(2)
2016-07-16 01:04
导读：二 中国儒家立教，其命意尽收于一种自律的“境界”。它也讲“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这“外王”的道理只是属于“境界”范畴的“
二
中国儒家立教，其命意尽收于一种自律的“境界”。它也讲“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这“外王”的道理只是属于“境界”范畴的“内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径直推出。“内圣”的涵养为“外王”的从事者提供一种当有的资格，却并不为“外王”作某种必要的“权利”意识的分辨。而且，一般说来，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致多是克就“治人者”的状况提出的，它对于被认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治于人者”少了一份“权利”认可上的切近感。
“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5）诚然不必理解为孔子对“君人者”的仰赖，但入“仕”的急切毕竟表现了儒门创教者在君主治制下的被动——他必得经由“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以当道”这一“正君”的途径，才可能求达他意想中的“国定”以至“天下平”。（6）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孔、孟、荀诸大儒作如此表述的初衷而言，确然包含了对“君”、“父”们的相应境界或相应德性的期待和要求，不过，它最终是一种被视为纲常的“礼”，而“礼”者，则如荀子所言“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所称者也”。（7）儒者即“仁”而言“人”或即“人”而言“仁”，有“仁者，人也”（8）之说。就“仁”是人所以为人的依凭而言，这界说对于君臣父子一类隶属性关系确有超越的一面，即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但这超越是道德“境界”上的超越，它并不引发“权利”对列意义上的那种竟或潜在于人心的“人权”意识。
单从“境界”上说，儒家“圣王”——唯有“圣”者才有资格作“王”者，或“王”者必至成为“圣”者才是真正的“王”者——的理想，其本身亦可视为对“君”者、“王”者的鞭策，然而这鞭策落到现实处，也仍不过是一种道德提撕，并不能构成对“君”或“王”的可能行为的赋有“权利”效准的规范或限制。倘分解地说“圣王”，“圣”是一种道德人格，“王”是一种“权利”人格。从道德人格向度上讲，“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然是说得通的，因为尧舜所启示的“圣”的“境界”是“人皆可以”趋赴的；但从“权利”人格上讲，“人皆可以为尧舜”便是说不通的，因为尧舜是“王”者，他的“王”的“权利”并不是“人皆可以”致取的。因此，由“圣王”推出的“内圣外王”的儒者的承诺，在其整全意味上便只可能是“圣”而“王”者（如尧舜等）或“王”而“圣”（“王”者通过修为成为“圣”）者的承诺。它无法普遍化是因为它终于不得不倚重于既在其位的“君”、“王”。荀子谓“君者，民之原也”，（9）“君者，国之隆也”，（10）似是对孔孟意致的歧出，但其未始不可溯寻到“内圣外王”的本然理境。孟子是紧紧扣住“内圣”论说“发政施仁”的道理的，但他也只能由“推恩”而说到“惟仁者宜在高位”，（11）至于对有志于“修其身而天下平”的非在位的“君子”，他便只好诫勉以“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12）了。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道德“境界”更多地通着人生所趣之“高尚”，“权利”却更多地关联着人所当求的“幸福”。“境界”同“权利”的分辨，或正在于“德性”与“幸福”这两种不同向度上的人生价值的底蕴的相去。“德”、“福”配称一致固然意味着人生价值实现上的某种理念式的圆满，但不同时代运会下或不同民族境遇中，人们的价值取向总会在二者间畸轻畸重。孟子有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3）这段话是儒家对其赖以立教的“义利之辨”的经典意向的宣吐；“生”与“义”的兼“欲”是“利”与“义”或“福”与“德”的并举，在“不可得兼”的两难抉择中“舍生而取义”，则是“成德之教”在价值取向上的最高断制。这一断制出自生命的德慧，它表述了中国古代儒者乐天而又忧世的沉重的悲剧感。不过，所谓“生”与“义”或“福”与“德”“二者不可得兼”，只是在境遇到了非抉择不可的那一度才可以如此去说的，分际把握上的任何差迟，都可能招致有背于这一断制的初衷的后果。孟子是在一个病态的时遇背景下立论的，因此，即使他这样的大儒、亚圣，有时也不免因着对与“生”相联属的“欲”的负面效应估想过重而在理致上有所偏至。宋明儒所谓“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晦庵）、“去人欲存天理”（王阳明）的不无立“义”衷曲却终致寡于“生”理的说法，或正可溯源到孟子，孟子确曾这样说过：“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心）不存焉者，寡矣。”（14）毋庸赘释，“义”或“德”属于心灵境界，对“福”或“利”的追求则关联着个我权利的认可。从逻辑上说，“德性”（“义”）并不排斥“幸福”（“生”），“境界”也不必与“权利”相牴牾。但同一逻辑也表明，“幸福”并不能由“德性”推衍而出，而“权利”也并不派生于“境界”。在中国古代儒者那里，“境界”上的“德”、“义”价值的孤峭化和“福”、“利”价值相当程度地被轻觑，一个留给历史的后果是“境界”向往对个我“权利”意识的内在羁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