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流派（之一）(1)(3)
2016-07-20 01:05
导读：与“现代意识”或“现代感”不同，西方的现代主义原来是一帮文化精英发动的。常常，这种在主题和技巧上的前卫总是将人生的“难题”表现到难以理喻
与“现代意识”或“现代感”不同，西方的现代主义原来是一帮文化精英发动的。常常，这种在主题和技巧上的前卫总是将人生的“难题”表现到难以理喻的地步。因此，现代主义作品总是竭力回避那些大众化的一目了然的题材，这一点区别于许多后现代作品。然而，有讽刺意义的是，第一次世界大以后，至少二战以后，许多现代主义作品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中国本土的现代主义，特别是学院派现代主义，也具有类似的精英现象。
我认为中国有第三种现代主义文学，既不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也有别于上海的现代主义的观点，随着近来对上海现代主义研究的深入，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但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中国自身的文学现代主义受上海的限制或者说依赖于上海的发展呢？李欧梵令人信服地指出，上海的城市文化里面就表现了对文学现代主义的兴趣。他同时又重弹20世纪晚期批评界的老调，认为文本的依凭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其他文本。显然，文学的现代主义可以通过其他现代主义文学文本得到阐释，或者通过电影（上海之外的其他城市也都有电影院），尤其是当意识、语言以及文学的本质成为关注的核心的时候。将文学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现实主义（同时反浪漫、反古典或反传统）表现手法的非主流观念似乎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突然共生的那股文学潮流有关（甚至早于1985年出现的“新潮”作家群，当然“新潮”作家也包括在内）。（注：I do not see a major formal distinction between“humanist”modernists （Liu Suola, Xu Xing, Wang Meng） and “antihu-manist”experimentalists of the later 1980s （J. Wang 1996: 165—67）, although there may have been “generational” and affiliational（clique）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References to international pop culture in Liu Suola's fiction might make it“postmodernist.”）这场运动不仅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任何形式的现实主义，甚至涉及到刘心武、刘滨雁、张杰、蒋子龙以及高晓声等作家。当今被认为属于后现代的世界级作家，如伯格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等，1985年后在中国非常有影响，但像弗洛伊德、卡夫卡那样的古典现代主义作家也依然吃香，此前被当局所禁的中国作家像沈从文、郁达夫等又被重新发现。韩少功属于毛时代后的作家，特别是他的“爸爸爸”（1986，写于1985）致力于探索语言的玄妙现象，这是20世纪早期中国现代派作家没有触及的问题，但却是现代主义文学关注的主要方面。（注：On Han Shaogong's “Bababa”in light of Shen Congwen's prior creativity, see Kinkley （1993:96—103）.）80年代的许多中国作品，虽然不是全部， 至少可以归于“后现实主义”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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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既然谈论中国“现代主义”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我又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关注中国的学院派现代主义呢？在史书美看来（2001：42）“美国出版的文学史方面的著作，谈到现代中国小说的时候，是不太主张使用‘现代主义’这一术语的。”写下全史的作者只有夏志清（1961）、杜博妮和雷金庆（1997）；他们确实没有使用这一术语（考虑到夏曾是克林斯·布鲁克斯的学生，不免使人大跌眼镜）。但史的话却没有注意到利大英（1989，1996）、李欧梵（1990，1999）、彭小妍（1994）、王瑾（1996）以及本文作者（金介甫1985，1987，1990，1995，2000）、还有杜博妮自己（1971）对中国现代派文学所作的研究。当然，在20世纪早期中国的文学中，甚至其文学批评中，现代主义只是一种非常不起眼的倾向（Denton-1996：59）。话说回来，即便在西方，现代主义最初也被认为是一股逆流。
史书美也许只是对北美出版的许多书在谈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有意回避使用“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感到不满（安敏成1990；王德威1992，1997；张英进1996；（注：Yingjin Zhang analyzes the Shanghai modernists very much ac-cording to their modernist technique, but prefers to call them new perceptionists. His is a reasoned choice, but I prefer the term that allows us to see East-West similarities.）梅贻慈1998；唐小兵2000）。这种情况即使在有关中国80年代文学与文化的专著中也存在（赵毅衡1993）（张旭东以“现代主义”冠名的著作[1997]可作为印证史的论断的一个例外，因为张的“现代主义”似乎又有他自己的意思，是“现代＋主义”。（注：This is a longstanding problem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When even Liu Naou and Mu Shiying spoke of jindaizhuiyi近代主义and xiandaizhuyi （“modernism”） in the 1930s （Shih 2001: 262—264）, it may have been their or associates' own neologism, constructed from“modern”or“modernity” “ism,”not “modernism”as understood in critics' discourses in English and several other European languages. On the other hand, some critics writing in English, such as Marshall Ber-man, have also written of a“modernism”that is as broad as “modernization”（Berman 1982: 16, cited in Eysteinsson 1990: 19—20）.））甚至李鸥梵的代表作“上海现代派”（1999）中“现代主义”的含义，与他与其学生海茵里希·鲁霍夫撰的关于上海现代主义的论文中（1990，1993）的意指，也已大相径庭。李的新书首先考虑的是“现代”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