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流派（之一）(1)(6)
2016-07-20 01:05
导读：上海的侦探小说大师如程小青，特别是孙了红的侦探小说，也表现出相同的情况；但我觉得这种大众文体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具有“高文化”的成分，因为其
上海的侦探小说大师如程小青，特别是孙了红的侦探小说，也表现出相同的情况；但我觉得这种大众文体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具有“高文化”的成分，因为其对社会所采取的批评态度……这方面还不包括史书美和我盼望看到的后殖民时期的反抗情绪。此外，孙了红自己像上海的一些现代主义者那样，对法国文化情有独钟，他小说的主人公鲁平的名字不仅来自法国花花公子亚森·罗苹，而且举手投足都是一付模样（金介甫2000：223—25）。
有人也许会说如果与域外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品相比，这些作家和作品从好几个方面看都不是真正的现代主义（上海作品偷窃了许多浪漫的、非现代主义的西方题材，而其创新之处也遭到了批评家们的诟病，认为太像日本的新感觉主义）。另一种观点是不承认这些上海作品为精英文人创作，因为它们迎合了大众的情绪，沈从文或许持有这种观点，但他的批评从不指名道姓，别的像施蛰存这样的朋友更不会。还有一种批评认为上海现代主义对城市变化和物质文化的迷恋乃是对“资产阶级现代化”的向往，而这与现代主义的本质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换言之，有人也许还认为，中国文学中表现城市主题与异国情调本身并无新意可言。
如果采取非历史的态度，不承认文学后现代主义这一名称具有明确所指的对象，而只强调其写作技巧，则我们甚至可以把施蛰存的作品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他的作品中，历史、神话和文学中的崇高文化主题与低俗文化主题交织在一起，使人不时感觉像是一种又是古典，又是现代，似现代非现代的大杂烩。这种非历史的调和进一步扩展到对古代传奇人物的心理分析。史书美用“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了结（李欧梵1999：159）。假如读者能从上海作品中看到史书美所指出的后殖民时代的特点和对性问题的探索（我认为这些都比较隐晦），那么，对上海作品的审视就需要某种后现代的眼光了。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尽管如此，看到上海新感觉派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叙事手法—尤其是地点的变化很有趣一一被纳入国际现代主义的范畴，我感到非常欣慰。虽然李欧梵特别看重支撑着上海现代主义的“现代性”，特别强调其中的新时间观念，他对1930年代现代主义的研究却很突出上海本身的重要性——即相对的地域空间意识，而不是顺时的历史时间—这是许多批评家在西方现代主义中所发现的典型特征（Bradbury and McFarlane 1976：50；Quinones 1985：5；Bell 1999：15），这就很容易导致神秘主义、原始主义，以及尼采的“超历史”精神（同上引：Bell）。1990年代，施蛰存说自己是国际现代主义的一部分，或许言之不谬（史书美2001：231）。
中国的学院派现代主义
要对1930和1940年代中国的“其他”现代主义加以识别、命名和定义的话，中国的文学史编写将不可避免的面对一些难以确定的新领域。没有现成的标准，我还是从沈从文的三部作品谈起吧：中篇小说《凤子》（凤子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可能也是“疯子”的谐音；1982—85[1932,1937]，写于1932年，同年出版一未完稿，1937年出版时结尾又补充了一章），短篇小说《看虹录》（写于1941年，“1943年重写”），还有《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写于1942年）。沈从文的《八骏图》（大概写于并出版于1933年？（注：According to inferences from“Shuiyun,”10:263,275.））和《若墨医生》（写于1931年）皆是弗洛伊德式的寓言。沈曾说过就连他的“乡土”作品《边城》（写于1933—1934年）也有弗洛伊德的象征主义，但要就此认定这些作品在风格和技巧上基本上就是现代主义却仍有难度。不过，有人把《主妇》（1936）、《自杀》（1935）视为沈从文的主要现代主义作品，更有人把后来写的不太为人所知的《七色魇》系列作品和《烛虚》（1939）也包括在内。后两部作品分别表现对色彩象征意义的探索和内心的反思。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但是，要全面考察中国学院派现代主义，我们还应该注意上海之外的其他作家。鲁迅的散文诗《野草》，废名或冯文炳的部分短篇小说和诗作（史书美2001：190—203；Liu 2001），萧乾（萧是沈的追随者）的小说《梦之谷》（1937），另一追随者汪曾祺40年代的作品，卞之琳、何其芳、和袁可嘉的诗，再就是凌淑华和林徽音的小说（史书美2001：204—228）。所有这些作品是否具有某种现代主义的共性特征，至今仍有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