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经济变迁简论(1)(3)
2016-07-24 01:06
导读：族众能否遵行这些伦理准则，不得而知。但每月耳濡二次，总会有所影响。另按宋儒的规定，宗子主祠祭，自当为族众之师表。坚守宗子制的家族，一般都
族众能否遵行这些伦理准则，不得而知。但每月耳濡二次，总会有所影响。另按宋儒的规定，宗子主祠祭，自当为族众之师表。坚守宗子制的家族，一般都相当重视宗子的伦理教育，使其德性足为一族取则。祠堂常成为对宗子的教化或劝戒之所，《余姚江南徐氏宗范》曰：“宗子上承宗祀，下表宗族，大家不可不立。……（宗子）或不肖，姑放之家庙，而时提撕之。待其怨艾自修，然后复立子，若太甲之于桐宫也。此则暂依张横渠之说，旁求次支之贤者为之。庶家众知所统，宗祀有承也。”[13]正如明清社会
经济史家郑振满先生所强调的，通过祠堂这个教化之所，理学的宗法伦理精神逐渐走向庶民化。[14]祠堂其实就是理学宗法伦理精神的一种凝固化的载体。
三、理学与东南家族族谱之修纂
同建祠祭祖一样，修谱也是东南家族组织进行自我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族谱是家族形成和发展的文字见证，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重要精神纽带，也寄托着外迁族人寻祖追根的慎终情怀。宋元以来，随着家族势力在东南地区的扩张，家族的修谱活动相当频繁。与唐以前不同的是，这些家族修谱并非意在别流品、备选举、通婚姻，而是希望通过修谱来强化对族众的宗法伦理驯化，实现尊祖、敬宗、睦族、收族，甚至是有效控制族众的目的。
东南家族的修谱的兴起，毫无疑问也受到理学家和官僚士大夫们积极倡导的影响[15]。理学家首先从理论上论述了修谱的意义。如宋张载强调了“明谱系”对维系血缘宗法乃至收摄天下人心的功用：“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16]明初理学名臣宋濂亦强调谱谍对于辨明本源、维系宗法的功用：“三代以前，姓氏析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分贵贱，姓所以别婚姻。三代之后，氏姓合而为一，皆用之辩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历世逾久，方策之所载者纷乱难明，以致受姓命氏者或失其本真。至于地望之表则尤工！流转靡常，莫从辨定。而黠者唯慕其华显为之宗。所幸纂修之家各自为书以志之。氏族之学因藉之而弗坠。”[17]方孝孺更将修谱同孝道联系起来：“尊亲之次莫过于重谱，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闾巷之间而尽同宇之内，察统系之异同，辩传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涣散，敦亲睦，非有谱焉以列之不可也。”[18]而明中叶理学家张岳曾作《原谱》一文，更深入地阐述了家谱与宗法的关系，认为宗虽已易，但“祖将忘而不遂忘，族将散而不至于遂散者，由谱之力也。其法实与宗法相表里”，“盖宗乃见于行事之谱，谱乃存于记载之宗。谱非宗不行，宗非谱不著。知乎此，则可与言作谱之意而崇孝敬之实矣”。他甚至称谱是道的精神的具体体现，以为“天下之道，本诸身而施之首于家。谱之作，所以崇孝敬，广恩爱，系人心，而敦薄俗也。……道之始于家者，殆亦因谱有助矣。故知乎此，则可以与言作谱之意，而隆孝爱之实矣。”[19]对谱在家族中的作用可谓推崇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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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学家所倡导的敬宗收族、慎终追远的文化理念，构成了东南民间家族修纂族谱的基本原则。这可以从族谱中的修谱凡例及家法族规中体现出来。凡例和族规大都倡导以孝敬为先，明宗支嫡庶，以维系家族内部纵向的等级关系和宗亲房支之间的团结。同时也重视继嗣，以维护家族血缘的正统性，防止血缘乱宗现象的发生。如《闽泉吴兴分派卿田尤氏族谱》特例《不书五例》（作于元）：“一、不道。谓悖逆大故，忘亲害事，致覆祖宗，伤害风化者，削籍不书。二、乱伦。谓子烝父妾，兄收弟妇，弟纳兄妻，男女无别，人所讳言者，削名不书。三、乱宗。谓本宗有应继子孙，不肯受立，而养异姓，招赘婿以乱宗支，据法不书。四、绝义。谓出承人后，赘冒人姓，日改代更，遂忘丘首，及妇人改节，与庙绝者，据义不书。五、辱先。谓为僧道，为尼祝，为巫娼，为娼妓，为伶优，为奴隶，为穿窬，及趋奉异教者，皆削不书。”透过这些可操作性的文化规范，理学的内在文化精神逐渐外化为东南族众的行为选择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