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经济变迁简论(1)(5)
2016-07-24 01:06
导读：四、理学与东南家族之文化教育 唐末五代以降，世家大族式的家族组织渐趋瓦解，新型的家族制度在宋元之际逐步形成。与此相应，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
四、理学与东南家族之文化教育
唐末五代以降，世家大族式的家族组织渐趋瓦解，新型的家族制度在宋元之际逐步形成。与此相应，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私学――家族教育也获得迅速的发展。宋仁宗皇元年（1049），范仲淹在吴县设“义田”，以养济族众；办“义学”，以育宗族子弟。随后，各地的家族组织也纷纷捐资、集资创置田，创办各种规模的家塾、族塾、私塾、学馆、义学、社塾、书屋、书堂、书院等，以使本族子弟（常包括乡邻子弟）能够接受教育。有宋一代，经济和文化都相当发达的东南地区，家族教育已达到了相当普及的程度。而历代的理学家，除自办书院讲授理学外，也相当鼓励家族办学。如闽中延平府，在理学的影响下，史称“建学独先于天下”，“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26]。江西饶州，“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27]、江西南城吴姓家族，甚是推重理学，甚至“以钱百万创为大楼，储书数千卷，会友朋，教子弟”[28]。明清是东南家族组织发展最快的时期，几乎每一家族都设置有学田和族塾，故即便是贫无力之子弟亦得以肆业于中。甚是普及的家族教育，为理学的文化理念向东南基层社会的深层次渗透提供了可能。
在科举取士的社会里，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常以该家族科举及第和入仕的人数以及入仕者官阶大小为衡量标准。而透过族众的入仕，家族组织也能加强与国家政权的联系，并能获取社会经济上的实利或特权。故科举入仕常是东南家族教育的热点。为了推动族人积极参加科考，东南家族常订有物质和精神奖励措施。如东粤宝安南头黄氏对获得功名的族人予以重奖[29]。闽北朱熹族裔，订“学规”对参加科考族人给予经济资助。闽西中川胡氏家族给有功名的族人立“功名柱”[30]。由于重视科举，部分家族教育的内容也惟场屋应用之书是瞻。如“明代科举之书，尽出建阳书坊”[31]，建阳的各刻书家族曾刊刻了大量的八股文选本，虽不为官学和书院所收，却是家族子弟中从事科考者的抢手货。为此，弘治十二年（1499）明吏科给事中许天锡曾上疏请禁建阳书坊的八股科本，认为“梓者以易售而图利，读者觊侥幸而决科。由是废精思实体之功，罢师友讨论之会，损德荡心，蠹文害道。一旦科田致身，利禄入手，只谓终身温饱，便是平昔事功。安望其身体躬行以济世泽民哉？”[32]理学正是通过科考文本的方式，广泛地渗入东南根深叶茂的家族教育网络之中。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当然，家族办教育也并非“特发科举，高门第也”，让本族子弟“读书明大义，识道理，即经营生理，明白者自不至于受人之愚”[33]，也是家族教育的一大目的。如何“明大义，识道理”呢？一是学习家训家规。这些家法除在祠堂上由宗子或族长宣讲之外，也在家族教育机构中让本族子弟学习与实践，理学家鼓吹的宗法伦理及礼仪规范始终贯穿于其中。司马光的《居家杂议》、朱熹的《朱子家礼》、黄佐的《泰泉乡礼》的基本精神都被广泛吸收消化于东南一带的家族的家范之中。如福建的《候官云程林氏家乘》，便依理学的宗法伦理观念设立了36条家范。宋濂参与规定的“江南第一家”――浙江浦江“义门”郑氏的家法，对家族的蒙学和科考教育都有所详细的规划，强调族内子弟入小学或大学，须“聘致明师训饬，必以孝弟忠信为主，期底于道”，“子孙为学，须以孝义切切为务。若一向偏滞词章，深所不取。此实守家第一事，不可不慎。”[34]二是修习先秦儒家及宋明理学家的经典，除期许科举之用外，亦以强化本族子弟的人格教育。如浙江镇海桕墅《方氏师范堂义墪规则》曰：
墪中初学其书，以《三字经》、《弟子职》、《夏小正》、《鉴略》、《孝经》、《朱子》、《小学》为善，次则《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等、或其家沿习俗见，必欲读之，无妨听焉。至此数种后，即应令读四子书，读四子书须先《论语》、次“三孟”、次《大学》、《中庸》，以其讲解明，得渐次深入也。此后五经，先《诗》、次《书》、次《易》、次《左传》、次《礼记》。或将业商者，不复研经，则四书之外，如《孝经》、《朱子》、《小学》、《幼学琼林》，俱不可不读。[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