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政治权威的思考与启示(8)
2016-07-24 01:07
导读：4、传统因素。这里主要介绍三个： 一是缔造者和对缔造者忠诚的传统。缔造者拥有当然的权威，正如传统意识中开国皇帝拥有当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一
4、传统因素。这里主要介绍三个：
一是缔造者和对缔造者忠诚的传统。缔造者拥有当然的权威，正如传统意识中开国皇帝拥有当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样有其合法性基础。这一点已被张江河博士对西方权威一词的考察结论 ，以及"个人条件"之"资格条件"所论证。另外 ，与此相伴的是，臣民对皇帝的忠诚的传统，这一点我们已在"合法性基础"之"人物分析"中有所说明。
二是"独断专行"的传统。"独断专行"向来是历代统治者的作风，特别是他们骄傲（他们最容易骄傲了）起来，更是一意孤行，肆无忌惮。毛泽东晚年，其政治权威发生变化，并受到一定的抵制和挑战，就与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和"骄傲"有直接关系。这一点，金春明教授早已点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详尽的说明。
三是"个人崇拜"的传统。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党校的许全兴教授认为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同中国原来是一个小生产者的国家有关。小生产者由于其生产的分散、孤立等特点，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力量，往往希望一个大人物来解救他们出苦海。"二是同历史传统有关。"但从整个社会讲，中国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民主意识，而封建专制政治的遗毒又不是一下子可以肃清的。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是很容易用封建社会臣民对待皇帝的一套来对待自己的领袖。"三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有关。……但是国际共产主义云中的教条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的言论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谁要稍有不同意见，就是修正主义，是'异端'，加以讨伐。"这三个方面是导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政治权威崇拜的基本原因。"个人崇拜"造成了严重后果，即"把领袖同集体、阶级、人民群众割裂开了，导致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个人专断、一言堂、家长制作风的滋长和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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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对影响毛泽东政治权威发生变化的"个人崇拜"做了介绍。其实，"个人崇拜"对于毛泽东政治权威的形成也是有一定历史性贡献的。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有了对毛泽东及其权威的"个人崇拜"了，而那时的"个人崇拜"有些是群众自发产生的，有些是与当时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的。那么当时有哪些政治需要呢？第一，从共产党内部来看，要彻底清算张国焘和王明等前任领导人的影响，需要极大地宣传毛泽东，需要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搞起对毛泽东的崇拜。第二，从共产国际和苏联来看，毛泽东要取代王明并确立其领袖地位，需要极大地宣传毛泽东，需要在留苏群众中搞起对毛泽东的崇拜。第三，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国共两党争论的核心是谁是中国未来道路的正确代表，共产党要争得政权和人心，需要极大地宣传毛泽东，需要在全国范围爱好和平人士中间搞起对毛泽东的崇拜。第四，从国际方面来看，要想让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看到中国的有生力量和希望所在，进而取得国际和平力量对中共的援助和道义支持，需要极大地宣传毛泽东，需要在国家和平人士中间搞起对毛泽东的崇拜。这方面的代表是美国人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而实际上，党的其他领导人，比如刘少奇、任弼时、高岗，甚至还有王明，也积极地搞起对毛泽东的崇拜。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明并非出自真心罢了。正是在这种有利的政治气氛中，毛泽东顺理成章地树立起其无与伦比的，甚至是蜚声海内外的权威形象。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政治需要，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需要，更主要的是完成党的事业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所造成的深刻后果--毛泽东政治权威的确立，却又是支撑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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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政治权威的重要影响性，邓小平这个事件的亲历者、受害者和幸运者，在认识上要比别人更早些，也更深刻些。他在总结"文革"教训中谈到，"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后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谈话又说，"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金春明教授也深有同感，他认为，"历史的实际是组织上有错误，制度上有缺欠。"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病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其实，在另外的场合，邓小平还批评了毛泽东"钦定"接班人的做法。因此，邓小平的结论是，"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指毛泽东）推向了反面。"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这些所谓不好的制度把毛泽东推向了反面，而这些制度本身又是从以前的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而来的。那么以前的制度是不是也不好呢？如果以前的制度不好，那又如何理解这种不好制度下取得的伟大胜利呢？不少人，甚至邓小平也认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现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
民主生活比较正常。"这就说以前主要靠的个人的自觉，而不是制度本身包含着行之有效的机制。这就不难认定以前的制度是有缺欠的。中西方学者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延安，中央赋予了毛泽东对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也就是说毛泽东可以凌驾于党之上做决断，可以否定党的决定。而这种规定也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问题在于制度没有做到适时调整和完善，没有进一步推进制度的创新。因为一个制度在一个时期或一定范围是适用的，但在另一个时期或另一个范围却未必适用。而更为深刻的问题是，制度对于普通人的约束从来都是不成问题的，而对于领导人的约束则在不同条件下有着不同的效果。所以邓小平在未来制度的设计上要求，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改变而改变。也就是为了克服领导人可能的"人治"问题，最终选择了制度化或者"法治"的轨道。至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则主要是一个"上行下效"的问题，正如孔子所言，"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说到底，关于领导人的制度，较之其他制度，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且关于领导人的制度问题也是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瓶颈"，是一个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