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子化胡”到“西学中源”(1)(3)
2016-09-04 01:10
导读：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扩大，它与道教的矛盾也日趋尖锐。道教人士祭出“夷夏之辨”的大旗，以传统文化卫道士自居抨击佛教。公元467年，道士顾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扩大，它与道教的矛盾也日趋尖锐。道教人士祭出“夷夏之辨”的大旗，以传统文化卫道士自居抨击佛教。公元467年，道士顾欢作《夷夏论》重复化胡说，以证道在释先、道在释上、老子为师、如来为徒，否认佛的正统：
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案道经之作，著自西周；佛经之来，始乎东汉。年逾八百，代悬数十。若谓黄老虽久而滥在释前，是吕尚盗陈桓之齐，刘季窃王莽之汉也[２１]。
这里陈桓即田成子，公元前481年杀简公后自任相国，自此齐国由田氏专权；吕尚即姜太公吕望，辅佐武王灭商有功受封于齐；季为刘邦表字。将异质文化中的相似现象简单地归于 “盗”、“窃”， 顾欢为后世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下面是一个稍晚来自世俗方面的例子，元初
数学家和文学家李治在其笔记《敬斋古今黈》中写道：
西方之书与中国之书，往往更相假借以为夸。《韩诗外传》：“人死曰鬼，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土，血归于水，脉归于泽，声归于雷，动作归于风，眼归于日月，骨归于木，筋归于白，齿归于石，膏归于露，发归于草，呼吸之气复归于人。”《圆觉经》四大之说，大概与此同之。但《韩传》所谓“归”者，一十有三；而《圆觉》之所谓归者，止四而已。顾韩说之繁重，实不若圆觉之约且足也。然不知《韩传》窃彼书耶，抑彼书之窃《韩传》耶？韩婴在圆觉前，不应掠取浮屠语，吾意译润者盗婴语也[２２]。
与上述佛道拼死相争的几乎同时，三国至南北朝时代还出现了一种调和儒、道、佛的倾向，其代表作就是据认为成于三国时吴初的《牟子理惑论》。该书采用宾主问答的形式展开叙述，“问者”是来自北方的儒者，答者为牟子本人，书中大量引用儒家经传和诸子百家，拥护佛教，又推崇老子。特别地，他在回答“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的责问时，首先指出夷狄并非一无是处而华夏也不是什么都好，其次提出汉地未必在天中央，信佛并不意味着背弃儒家。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牟子对佛教的这种理解，说明佛教这种外来宗教要在中国这块新的土地上扎根，深入传播，不得不依附和利用中国传统的道家和儒家的某些思想、词句来进行宣传，争取统治阶级和人民的支持。”[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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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梁时代的著名文人沈约也试图调和佛教与传统文化，他作《均圣论》主张“以华礼兴教”， 声言“内圣外圣，义均理一” 。他的论敌陶华阳则以《难均圣论》反驳，其中提到：
夫子自以华礼兴教，何宜乃说夷法？故叹中国失礼，求之四夷，亦别有良意。且四夷之乐，裁出要荒之际，投诸四夷，亦密迩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称重译，则天竺、罽宾，久与上国殊绝。衰周之后，时或有闻，故邹子以为赤县于宇内，止是九州中之一耳[２４]。
就佛教教义的传播方式而言，在西晋以前出现了一种称为“格义”的教授弟子佛理的方法，其本质是以中国固有观念解说佛教学说。梁代释慧皎《高僧传》卷四《晋高邑竺法雅传》称：
法雅，河间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士子，咸附谘禀。时依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２５]。
“事数”为中国早期佛教学者所用，相当于佛典中法数（Dharma-number）。《世说新语·文学篇》：“事数谓若五阴（Skandhas）,十二入（Ayatands）、四谛（Satyas）、十二因缘（Pratityasamutpada）、五根（Indriyas）、五力（Balas）、七觉（Bodhyangas）。” 汉晋佛书中，“四大”常被喻为“五行”。北魏僧昙净所造伪经《提谓波利经》用“五常”（ 仁、义、礼、智、信）比佛教“五戒”（ 不杀、不淫、不饮酒、不盗、不妄语）[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