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通约性视阈下的王国维译论(1)(2)
2016-09-10 01:15
导读：“不可通约性”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对于这一概念，库恩在给一位日本教授的回信中是这样解释的：“‘不可通约的’这个术语本
“不可通约性”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对于这一概念，库恩在给一位日本教授的回信中是这样解释的：“‘不可通约的’这个术语本身是从数学中借用来的，指的是没有公度……‘不可通约性’应用于科学理论，意欲提示出，需要陈述一个科学理论的语言很像诗的语言。某些陈述(但只是某些)使用一种理论的语言，不可能以确定真值所需要的精确性翻译为另一种理论的语言。但两者仍然是可以比较的。”后来。库恩又把不可通约性与不可翻译性联系起来，强调“不可通约性就是不可翻译性”。
库恩尤其感兴趣的可能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不可通约性：同一文化或者知识传统内部，一科学语言本身的根本性概念之转向，会使得该语言在随后的时代中难于理解。但不可通约性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由于语义或概念上的本质区别，共存于同一时代但根植于不同知识文化传统的科学理论之间，可能会产生严重的交流障碍。他认为后者至少与前者同等重要，并且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不可通约性应得以相类似之解释。
但是具体到《中庸》一书的英译，问题可能要更为复杂。因为“跨语言的古本今译是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两种语言的转换，这里不仅有空间上的置换，而且有时间上的跨越。事实上，古文本在经历了横向和纵向的跨越之后，已经成为新的文本”就是说，与理所当然的共时的翻译相比，古本今译又平添了一个历时的维度。这样，《中庸》英译就可谓处于上述两种类型的不可通约性的交汇点上。从而造成了王国维所指出的辜译的两大弊病。
王国维认为辜氏对《中庸》几大核心概念的翻译都犯了一个毛病，即“求同一之弊”，而其根本原因是漠视中文概念的“模糊性”与西方近代哲学“精密性”之间的差异。这一差异所凸显的正是上述不可通约性的第二种类型。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里，王国维开门见山地捻出西方几大哲学家的核心概念，寥寥数语指出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根本差别：“子思所谓诚，固非如裴希脱Fichte之Ego，解林Schelling之Absolute。海格尔Hegel之Idea，叔本华Schopen-hauer之Will。哈德曼Hartmann之Unconscious也，其于思索未必悉皆精密，而其议论亦未必尽有界限。”显然，王国维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的一大分野就是在核心概念方面，一个以“模糊性”为特征，而另一个则以“精密性”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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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无论中西方，经常为中文概念语汇的‘模糊性’表示悲叹。”王国维虽未表示哀叹。但其“其于思索未必悉皆精密，而其议论亦未必仅有界限”一句谈的正是中文概念词汇的“模糊性”问题。整个西方文化对“定义”有一种热望，寻求定义是西方思想的一个最深层、最持久的工程，相形之下，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概念的准确性不被重视，同一个术语，在不同的上下文里意思可能迥然不同。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往往一篇之中，时而说天道，时而说人事；其独一篇中而已，一章之中亦复如此。”王国维的洞见是敏锐而深刻的。中国传统哲学中概念词汇的模糊性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张廷国所指出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虽然很深邃，但在概念上却不够清晰和明白。”
中国传统哲学核心概念意义上的这种变动不居在其自身的体系里并不构成什么理解上的障碍，因为“其所用之语，意义甚为广漠，无论说天说人时，皆可用此语，故不觉其不贯串耳”。也就是说，这些概念的外延很广，足以涵盖在不同语境下同一术语内涵不同的具体使用。而不至于造成前后不连贯的后果。但是，“若译之为他国语”，则会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与西方哲学概念的不可通约性而构成交流上的重要障碍，翻译上的主要困难，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译古书之难全在于是”。
让我们看一下王国维对此所做的简明扼要、鞭辟入里的分析：
若译为他国语，则他国语之于此语相当者，其意义不必如是之广，即令其意义等于此语。或广于此语。然其所得应用之处不必尽同。故不贯串不统一之病自不能免。而欲求其贯串统一。势不能不用意义更广之语，然语义愈广者，其语逾虚。于是古人之说之特质渐不可见。所存者其肤廓耳。译古书之难全在于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