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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通约性视阈下的王国维译论(1)

2016-09-10 01:15 摘要　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王国维以哲学家的身份和眼光对辜鸿铭所译《中庸》进行了批评，其批评对象的选择则体现了他对术语问题的一贯关注，其批评的视角表现出了可贵的不可通约性思想的萌芽，其提出的反向格义是通向部分通约的一条可能途径。将该文放到王国维思想体系的框架里进行考量、从不可通约性的视角对该文进行解读，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具有启迪意义。 　　关键词　王国维译论；不可通约性；反向格义
　　
　　中国传统译论多以“序”、“跋”、“例言”、“凡例”等形式出现。而近代学术巨子王国维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以哲学家的眼光和身份来谈论译事，开了中国近代译学史上的先河，其中所蕴含的不可通约性思想萌芽则更是难能可贵。
　　遗憾的是，仅有的几篇涉及该文的学术论文，或将其纳入“忠实”标准的框架，或给它贴上“等效翻译”、“功能对等”、“超额翻译”、“欠额翻译”的标签，或用王国维作为辜鸿铭的“陪衬人”，以反衬辜鸿铭翻译实践的高明、理论的超前。但是对该文的精髓即不可通约性，却都视而不见。倒是比较哲学方面的学者在谈到该文时，其评论能够切中肯綮，但是因为其文章的重心在哲学而非译论，却又失之语焉不详，从而与其中所蕴含的真正的译论价值失之交臂。笔者拟将该文放到王国维思想体系的框架里进行考量，从不可通约性的视角对该文进行解读，并对中国传统译论现代转换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做一番探讨。
　　
　　一、欲知其文，先论其世——学术体系中的定位
　　
　　“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在《译本(琵琶记)序》里王国维作如是说。同样，对《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的解读也应该以其时代学术背景及在王国维思想体系中的定位作为逻辑起点。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在王国维所处的时代，“西洋学术骎骎之而入中国”，造成中西、古今学术交汇碰撞，旧的学术范式已经风雨飘摇，新的学术范式崭露端倪，可以说正处于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之科学发展动态模式里的“反常与危机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引进外来的名词、术语、概念以革故鼎新落伍的国民思想，已成为近代中国学人的共识”。王国维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洞见之深刻超出了同时代人，在他看来，“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王国维这里所说的言语就是术语。而术语作为特定学科的专门用语，“也可以说是组成一个特定学科的纽结”。因为“一种学术体系的新发展是通过术语来界定的”。由此可见，王国维对术语的关注其实是站在发展学术体系的高度上的。
　　王国维对术语问题的高度关注使得他在对辜氏英译儒家经典进行批评时，选择辜译《中庸》作为批评标靶成为必然。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处于言说的需要，一个哲学体系总包括一些重要的概念、范畴或者命题”，而“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就在于中国哲学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与西方有别，就在于中国哲学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概念体系和话语系统”。具体到儒家哲学，《中庸》乃是所有儒家经典之中最具哲学意味的著作，如何解读《中庸》对于我们继承传统中国哲学的智慧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传统中国的哲学智慧在世界范围内以翻译为中介的跨文化传播当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就这样，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因处在自身地位与王国维对术语的关注的交汇点上而进入了王国维的学术视野。
　　
　　二、现代阐释——不可通约论视角
　　
　　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王国维指出辜译“病之大者”有两项：其一为“求同一之弊”。其二为“以西洋哲学解释《中庸》”。前一种弊病的问题在于“减古书之意义”，后一种弊病的问题在于“增古书之意义”。但无论增减，最后的结果殊途同归：“虽为病不同，同一不忠于古人而已。”这在以忠实于古人为旨归，主张“吾人之译古书。如其量而止则可矣”的王国维看来当然是难以接受的，被他视为辜氏汤生英译《中庸》的两大弊病。在王国维对辜译两大弊病的具体分析中，不可通约性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两大弊病“虽为病不同”。但似乎都可以归结为不可通约性所造成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