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儒学与文学(1)(2)
2016-09-11 01:28
导读：一、金朝儒学的概况 关于金朝儒学的评价，有两种相异的看法。元好问说：“中州文明百年，有经学，有《史》、《汉》之学，《通典之学》，而《通鉴
一、金朝儒学的概况
关于金朝儒学的评价，有两种相异的看法。元好问说：“中州文明百年，有经学，有《史》、《汉》之学，《通典之学》，而《通鉴》则不能如江左之盛，唯蔡内翰伯正甫珪、萧户部真卿贡、宗室密国公子瑜之等十数公，号称专门而已。”(《陆氏通鉴详节序》)而《金史》卷一二五《文艺传》则谓本时期儒家思想“无专门名家之学”。儒学、经学，在这里名虽异而实则同。对金朝儒学有无“专门名家之学”的认识尽管存在分歧，但金朝儒学确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上的低谷，这是学界的普遍看法，也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金朝儒学不仅为文化史的发展提供的新质十分贫乏，而且由于其形态和内容的驳杂而不统一，故相对于同一时期的南宋理学而言，没有显示出自身的整一性和基本特色，零碎而不成体系，许多派别、学说星罗棋布，和而不同。“苏学盛于北”(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三苏代表的蜀学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且已为许多学者所关注。“传注则金陵之余波”(元好问《闲闲公墓铭》)，北宋王安石的新学也有很大的势力。产生于北宋的濂学、洛学、关学以及邵雍的象数学等，都从起初潜行于民间发展到后来为大儒们所青睐。金中期以后，程学(即金灭北宋时迁播至南方的洛学)、朱学(闽学)以及吕祖谦的婺学、陆九渊的心学等陆续北传，又引起金儒们的注意。
古代儒学近两千年的变化、发展可分为以孔孟为代表的旧儒学和以程朱为代表的新儒学(理学)两大阶段。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了金朝新、旧儒学共存互补的独特格局。所以说，金朝儒学(包括旧儒学和理学)虽不发达，但仍是研究这一时期文化无法回避的内容，其地位虽不像南宋理学那样突出而有特色，但亦不容忽略。以往言及儒学的发展，大都绕过金朝。这当然与本时期中国南方理学成为一代显学的状况有关。但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到这一事实，北方的理学虽显得黯晦，但旧儒学在北宋理学经历了较为成熟的发展之后又出现复兴、回升的局面，则是一种颇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尽管是一种局部、暂时的现象，但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事物运动的特殊性的一面。高级阶段上重复某些低级阶段的特征，正体现了事物发展中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金人出于从意识形态方面巩固政权的需要，与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王朝一样，采取了以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的措施，以思想约束强化权力控制。这从客观上推进了女真人的汉化。金初时，由于种种原因滞留北地的宋朝文士对传播儒学起了很大的作用。洪皓使金被扣拘后，重臣完颜希尹曾“使诲其八子”(《宋史》卷三七三《洪皓传》)，因缺纸，便“取桦叶写《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传之，时谓‘桦叶四书’”[1]。熙宗完颜亶自童时“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大金国志》卷九《纪年九·熙宗孝成皇帝一》)，即位后建孔庙并曾亲祭孔子，称孔子“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常读《尚书》、《论语》等经书，有时竟夜以继日(《金史》卷四《熙宗纪》)。海陵王也喜“延接儒生”，“嗜习经史”(《大金国志》卷一三《纪年十三·海陵炀王上》)。世宗锐意经籍，力倡儒学，甚至将“女直(真)旧风”中的某些习俗、观念也纳入儒家伦理道德，诏立译经所，将许多汉文儒家经典译为女真文字，以便使“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史》卷八《世宗纪下》)。世宗次子、皇太子完颜允恭常“专心学问，与诸儒臣讲议于承华殿；燕闲观书，乙夜忘倦，翼日辄以疑字付儒臣校证”(《金史》卷一九《世纪补·显宗》)，甚至“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刘祁《辨亡》)。章宗崇尚儒雅，“性好儒术，即位数年后，建太学，儒风盛行，学士院选五、六人充院官，谈经论道，吟哦自适”，“置弘文院，译写经书”，还把女真文《论语》、《孝经》分赐护卫亲军(注：详见《金史》卷一○、一一、一二《章宗纪》二、三、四。)，并诏令避周公、孔子名讳，“此近代避圣讳之始也”(《二十二史劄记》卷二八《避孔圣讳》)。宣宗“置说书人”以“日为讲论自古君臣父子之教”(《金史》卷一五《宣宗纪》)。金朝历代帝王经常延邀硕学名儒于御前讲授儒家经典，阐发儒学要义。哀宗时专门“设益政院于内廷，取老成宿德充院官……名为经筵，实内相也”(元好问《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自熙宗朝始，一直为太子设东宫官署，其职责除保护太子外还对其“导以德义”，遴选品德高尚、博学多识的儒臣教之。有金百余年间，各地孔庙(包括曲阜孔庙)的修建、祭祀活动日趋隆盛，庙、学合一的教育体制不断完备，连续四代孔子嫡裔袭封衍圣公。由于科举的盛行，“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金史》卷一二五《文艺上》)。经义为科举两大主科之一。金朝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都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则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注，《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孝经》用唐玄宗注”(《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皆用宋朝以前的注本。这种体制驱使绝大多数士子关注先秦儒家经典，旧儒学由此而特别兴盛。王若虚曾说：“国家承平既久，特以经术取人，使得参稽众论之所长，以求夫义理之真，而不昧于传疏，其所以开廓之者至矣。”(《道学发源后序》)据此可推知，金朝科举考试的内容到中、后期并不仅局囿于传统的经典，可能理学著述也有所渗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