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儒学与文学(1)(3)
2016-09-11 01:28
导读：女真人入主中原后，将原北宋文化、思想视为异端，奠基于北宋的理学在北方则几同余烬，处于衰微状态。全祖望认为“建炎南渡，学统与之俱迁，完颜一
女真人入主中原后，将原北宋文化、思想视为异端，奠基于北宋的理学在北方则几同余烬，处于衰微状态。全祖望认为“建炎南渡，学统与之俱迁，完颜一代，遂无人焉”，“关、洛陷于完颜，百年不闻学统”(《宋元学案》卷一○○“案语”)。此论在概括本时期理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方面确有一定道理，然而揆度之于史实，似应对金、宋对峙时期的北方理学流传和存在状况作一些具体分析以求得出更为客观的认识。元人袁桷言及金和南宋对峙时的学术思想时说：“金蹂宋逾南，两帝并立，废道德性命之说，以辩博长雄为辞章，发扬称述，率皆诞谩丛杂，理偏而气豪。南北崇尚，几何所分别?当是时，伊洛之学传南剑，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说，阐明之，朱文公统宗据会，纤巨毕备，正学始崇。”(《真定安敬仲墓表》)此论指出一开始南北双方学风都呈“诞谩丛杂”之态，而程学南下和朱学兴起才使得南宋的思想界生色增光。这种看法倒是较合乎实际的。正式形成于北宋的理学，在两朝对峙时期分蘖，南宋理学自然是其主流。学统虽南向，但北方也没有成为绝对的断裂带，理学并非完全绝迹，其潜流一直不绝如缕。金前、中期，流行于北宋旧地的象数学、濂学、洛学、关学等理学嗣响，与旧儒学并行，如元好问的业师、晋城人郝天挺“家世儒素”(《中州集》卷九小传)、以洛学为“家学”(郝经《遗山先生墓铭》)。郝经《先曾叔大父东轩老人墓铭》记载：“宋儒程颢尝领晋城，从经旨授诸士子，故泽州之晋城、陵川、高平，往往以经学名家。……陵川学者以郝氏称首。郝氏之学浚源起本而托大之者，自东轩君(郝震)始。……(东轩君)以经旨授学者，折之天理人情，而不专于传注，尤长于理学。”中期以后，随着南方朱学北传、程学北返而众流合一，终于在赵复北上时呈现出北方理学复盛的局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方理学。至蒙古灭金时，程、朱理学在北方实已占据主导地位。《元史》载：“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赵)复始。”此言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清人赵翼说：“赵秉文诗有‘忠言唐介初还阙，道学东莱不假年’，是北人已有知吕东莱(祖谦)也。元遗山作《张良佐墓铭》 ，谓良佐得新安朱氏《小学》，以为治心之要。又李屏山(纯甫)尝取道学书就伊川(程颐)、横渠(张载)、晦庵(朱熹)诸人所得而商略之。是北人已知有朱子也。”(《瓯北诗话》卷一二《南宋人著述未入金源》)金人早就接触关、洛诸学，对邵雍的皇极象数学也多有了解，如：麻九畴“初因经义学《易》，后喜邵尧夫皇极书，因学算数，又喜卜筮射覆之术”(《归潜志》卷二)，房皞也熟谙邵雍学说，其《扣牛角歌赠史吉甫》诗以通俗浅显的语言阐发、宣扬了先天象数学，以大儒著称的赵秉文、杨云翼也都曾撰《象数杂说》。朱学北传最迟始于南渡前后，赵秉文、麻九畴等人“始闻而知之，于是自称为道学门弟子”(郝经《太极书院记》)。金末张宇有诗云：“杨侯一语崇经学，士子争相读《四书》。”(《闲述二首》)南宋淳熙间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始立。当然，金朝既没有产生像南宋朱、陆(陆九渊心学)二学那样精密深彻的体系和海纳百川的气象的理论学派，也未能像北宋哲学界、思想界那样呈现出众说聚奎、广博阔大的局面，各种理论派别混乱、零碎而分散，始终没有整合为系统性的思想，也没有发展成熟。两宋理学的正宗学说和主流派别是程、朱的“道学”，而金朝盛行的理学思想却是三苏的蜀学。蜀学与王安石的新学、吕祖谦的婺学以及陆九渊的心学等都是被排斥于“道学”之外的非正统理学派别。朱熹《伊洛渊源录》就仅将濂、洛、关、象数等派别阑入道学之列。他本人的闽学自然也属于这一学术体系。以蜀学为主流的现象成为金朝理学有别于南宋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大学排名 二、文人对儒学的态度
文人对儒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种类型，崇尚儒家思想，专门致力于研习和传播新、旧儒学，以纯儒自居。由于金朝儒学没有产生出一个占主导地位并使士子思想趋于统一的派别，儒者也各习所业，各从其志。由于科举的影响，相当多的文士将主要精力放在旧儒学上。不过，孜孜于新儒学的人也不少。正隆五年进士、金中期著名文学家王庭筠之父王遵古就“潜心伊洛之学”(元好问《王黄华墓碑》)。中期名诗人、批评家周昂之侄周嗣明“最长于义理之学”，“文字不及其叔，而理性当过之”，“尝谓学不至邵康节、程伊川，非儒者也”(《中州集》卷四周昂小传)。章宗时的杜时昇隐居嵩、洛山中，“以伊洛之学教人”(《金史》卷一二七《隐逸传》)。赵鼎“颇知道学”(《中州集》卷八小传)。刘从益去官居淮阳时，“与诸生讲明伊洛学”(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其子刘祁“洞圣心胸，明理贯道”，与父闲居陈州时“相与讲明六经，直探圣贤心学，推于躬行践履” (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体现了金末元初北方理学的心性修养与道德践履并重的特点，金亡后还乡隐居时筑归潜堂，以北宋关学创始人张载“东西二铭书诸壁”(刘祁《归潜堂记》)。其“欲心不死，道心不生”(《归潜志》卷一三)语简直与程、朱之论如出一辙。金末诗、文大家王郁认为“欲为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归潜志》卷三)。郭镐“晚年留意周、 程之学，有躬行心得之实”(李庭《陕蜀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郭公行状》)。李庭“虽以文章名世，而沉潜于性理之学”(王博文《故咨议李公墓碣铭并序》)。王子寿“讲学《诗》、《书》义”(麻革《王子寿乡友生朝》)。金末元初的河汾诸老也大都出生于儒素世家，并长期涵泳于新、旧儒学，思想上深得其流泽。段克己、段成己兄弟“深于理学”、“得河洛真传”(孙德谦《金稷山段氏二妙年谱》段成己谱)。曹之谦早年生活在二程故乡河南地区，习染洛学，并以宣扬理学为志。金亡后，他定居平阳，潜心研治理学，在平阳讲学三十余年，“一以伊洛为宗，众翕然从之，文风为一变”(王恽《兑斋曹先生文集序》)。曹之谦“发明道学，为文楷式，指授后进，桃李光辉，盈溢其门”(房祺《河汾诸老诗集后序》)。与曹之谦交游的人物中还有不少对理学精晓贯通的学者，如秦人梁仲文，“探道得奥阃，辨说如河悬”。金亡后梁赴燕京途中经平阳，曹之谦还与之相约：“功成名遂后，归老河之湍。相从讲圣学，与子长周旋”(《送梁仲文》)。当时平阳有一文人张著(字仲明)，戊戌开科时以词赋中选，但视所业为“雕虫篆刻”，迨麻革和曹之谦主持平阳经籍所时，“喜且不寐，曰：‘今而后，吾学有所正矣。’遂刮去故习，沉潜伊洛诸书”(王恽《大元故溕溪先生张君墓碣铭》)。杨弘道与在北方传播理学的南宋遗民赵复有很深的交情，在《送赵仁甫(赵复字)序》中说伊洛诸公“一扫历代训诂词章迷放之弊，卓然特立一家之学，谓之道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