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儒学与文学(1)(4)
2016-09-11 01:28
导读：第二种类型，博采杂取，兼容众说，相得益彰，于儒学之外又濡染释、老。刘汲“颇喜浮屠，邃于性理之学”(《中州集》卷六小传)。史肃“素尚理性之学
第二种类型，博采杂取，兼容众说，相得益彰，于儒学之外又濡染释、老。刘汲“颇喜浮屠，邃于性理之学”(《中州集》卷六小传)。史肃“素尚理性之学”而又喜释，曾引导李纯甫学佛，“尝欲弃官学道”(《中州集》卷五小传)。王去非本志于儒家修身养性之道，风德雅重，“探六经、百家之言，务为博赡该诣，又杂取老、庄、释氏诸书，采其理要，贯穿融汇，折诸大中”(党怀英《醇德王先生墓表》)。刘昂霄之学于“六经百氏”等，“无所不窥”(《中州集》卷七小传)。王中立自称“天地之间一古儒”，而行为则更类道，疏狂而好言方外事，曾与李纯甫“商略前代人物，引先儒论议数十条在目前，如人人自相诘难，然后以己意断之”(《中州集》卷九小传)，足见其思想也很杂。高斯诚为至宁元年(1213年)经义魁，然而又“颇喜浮屠，自号唯庵”(《归潜志》卷五)。元好问“肆意经传，贯穿百家”(郝经《元遗山先生碑》)，并能以儒为主，博取兼收。刘祖谦“博学，兼通佛、老百家言”(《归潜志》卷四)。赵秉文援释入儒，李纯甫援儒入释，同为名儒中极具典型意义的文人。赵秉文“本喜佛学，然方之屏山(李纯甫)，颇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道之名。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首以中、和、诚诸说冠之，以拟退之(韩愈)原道性。然其为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诗句另作一编，号《闲闲外集》”。王若虚谓这种“既欲为纯儒，又不舍二教”的做法是“藏头露尾”。赵秉文常说：“学佛、老与不学佛、老不害其为君子。柳子厚喜佛，不害为小人，贺知章好道教，不害为君子；元微之好道教，不害为小人。亦不可专以学二家者为非也。”并告诫刘祁“慎不可轻毁佛、老二教”(《归潜志》卷九)。李纯甫本儒家子，早年本学儒并淹通百家，“始知读书，学赋以嗣家门，学大义以业科举；又学诗以道意，学议论以见志，学古文以得虚名。颇喜史学，求经济之术；深爱经学，穷性理之说。偶于玄学似有所得，遂于佛学亦有所入。三十岁后，遍观佛书，能悉其精微。既而取道学书读之。著一书，合三家为一。就伊川、横渠、晦庵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之相诘难也”(《中州集》卷四小传)。他毕生治学，最终的体会是，“学至佛则无可学者，乃知佛即圣人，圣人非佛”(《重修面壁庵记》)；“伊川诸儒，虽号深明性理，发扬六经圣人心学，然皆窃吾佛书者矣”(《宋元学案》卷一○○)。因此“大为诸儒所攻”(《归潜志》)。李纯甫历来以向理学挑战而闻名于世，不过，他毕竟是学识渊博而又见解开通的大学者，称赞“刘子翚之洞达，张九成之精深，吕伯恭(祖谦)之通融，张敬夫(栻)之醇正，朱元晦(熹)之峻杰，皆近代之伟人也”(《鸣道集说》卷二)，“晚年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藳，其余应物文字如碑志、诗赋，号外藳，盖拟《庄子》内外篇。又解《楞严》、《金刚经》、《老子》、《庄子》，又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为‘中国心学西方文教’，数十万言”(《归潜志》卷一)，表现出合儒、释、道为一的学术倾向。人们往往以其喜诋訾宋儒而认为他是以佛反儒，其实他并未完全废弃传统的儒学，只是与某些南宋理学家多有龃龉，如批评朱熹过分看重程颐的“格物”说，“止于程氏涵养之说”(《鸣道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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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关分析，仅就新、旧儒学演化至宋金时本身的理论形态及其内涵而言。新、旧儒学都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吸纳、消化过许多异质思想理论的因子以完善自身的体系，而理学既是旧儒学积累、创新和蜕变的产物，同时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三教合一”的产物，“是儒、释、道三家反复交互渗透的结晶”[2]。王安石代表的新学和三苏代表的蜀学，前者经术味道浓，后者释、道色彩重，常被排摈出理学正宗之列，然而这两个派别尤其是后者在金朝又有着很大的市场。同样，释、道两家发展到宋金元时，也都吸纳、杂糅和融合了其他两家的许多理论元素。实际上宋以后绝大部分理学家都出入于佛、老，同时又融佛、老于儒。儒、释、道三家虽常常势同水火，但各自的内涵都具有“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特点。宋明理学家们谈道统时摈除韩愈的现象或许可从特定侧面为此提供一个佐证。韩愈猛烈抨击佛、老，并承袭孟子《尽心下》篇的观点将“道”的统系勾勒为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传，孟轲死而中断(《原道》)，并以道之递传者自诩(《与孟尚书书》)。柳开、孙复、石介、苏洵等也都承认韩愈是“道统”的一个环节。然而，北宋理学家程颐在为其兄所撰的墓表中将韩愈排挤出道统之列，而以程颢直继孟子，南宋闽学创始人朱熹则将汉、唐诸儒统加贬斥，以二程“接乎孟子之传”，并隐约流露出自己乃二程后又一里程碑之意(《大学章句序》)，同时期的心学学派的领袖陆九渊也自视孟子之后一人而已(《与路彦彬》)，明朝心学的代表人物王守仁也说陆九渊“真有以接孟子之传”(《象山文集序》)。这都说明宋以后多数理学家对韩愈是有异议的。虽都标榜倡明、承继“圣学”，但韩愈辟佛、老，辨正邪，排异端，而大多数宋、明理学家则对释、道采取既否定、攻讦其理论内核又吸收其学术资源的态度。不过，理学虽统合三家而又借助禅宗哲学的某些思维方式和特点以构建自身的思辨性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是为先圣继绝学并以发扬孔、孟原旨为鹄的的，而且在本体论和政治、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排斥佛、老。“理学家虽从佛、 道两家那里得到启发，然而它们的学说的终极目的却与宗教神学不同”[3]。所谓“三教合一”，其实质仅指儒、释、道三家之间既有相互排斥、斗争的一面，也有相互渗透、交叠的一面，各立门户而又都对其他两方的某些理论因子有选择地引入和吸纳，彼此的实质性内涵泾渭分明而只是有时显得边缘较为模糊。新、旧儒学都与释、道有本质上的区别。金朝儒士所习受的新、旧儒学当然都溶入了一些释、老因子，但与佛、道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分的，所以既不能将儒、释、道混为一谈，也不能由此而认为没有必要区分纯儒和非纯儒的界线。这也是上面分别阐说两类儒士的情况时已注意到的原则。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刘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