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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问题论争

2016-11-04 01:01 ［摘要］20世纪50年代国内就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文艺报》积极介入论争。在真实性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文章为国内论争找到关于真实性理论的合法权威根据，进一步使国内认可真实性问题。在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通过构筑知识背景，引导国内的论争朝着五十年代文学规范的路子上发展。20世纪50年代《文艺报》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文艺论争；《文艺报》；真实性；形象思维；影响
　　
　　苏俄文学和文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规范有着重要的影响，传播苏俄文学和文论的期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作用同样不可忽视。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文艺报》是传播苏俄文学文论的重要桥梁，对中国此期文学的发展与规范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国内文艺论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文学真实性和形象思维两个文艺理论问题的论争为切入点，对《文艺报》译介苏俄文学和文论的情况做了一番梳理考察，以探讨五十年代《文艺报》如何通过传播苏俄文学与文论而对国内建立一体化文学规范起到影响和作用的。
　　
　　一、真实性问题的论争
　　
　　真实性问题是五十年代重要的理论问题。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影响下，秦兆阳、胡风、陈涌、于晴、蔡田、唐挚、冯雪峰等对建国以来文坛充斥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不满，他们质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根据，主张以 “真实性”来作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最高标准。为此，他们提出了“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提出大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真实性的论争由此开始。《文艺报》对这一问题的论争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文艺报》上发表的关于真实性问题论争影响比较大的文章有：1956年第23期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1957年第4期于晴的《文艺批评的路》、1957年第8、9期蔡田的《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1957年第10期唐挚的《繁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双百方针”的提出，此时的《文艺报》可以更多地认可自主的、自由的声音，可以认可文学的真实性的提法。并且，《文艺报》在此前后刊发了大量的苏俄文章，传播苏联解冻文学以来关于真实性的文艺思想，设法从苏俄文章中去寻找艺术真实性的理论根据，这实际上间接表明了要维护文学的真实性，使得国内文学界能够接纳真实性的文艺观念。《文艺报》1952年13号发表塔拉森柯夫的《艺术的真实》、1952年14号发表索弗罗洛夫的《争取生活的真实》、1953年16号发表戈尔卡柯夫的《感情的真实性》、1953年第18期发表威·道布伯申考的《真实的法则》，这些文章实际上站在拥护的立场回答了论争中的真实性问题。如塔拉森柯夫在《艺术的真实》中写到：“为了刻画真实的人物，作家必须了解生活的各个方面，仔细研究生活，洞察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质，必须能够真实地写出在改变和向前发展中的现实面貌。”［1］塔拉森柯夫的文章主张真实地、深入地了解生活，这实际上与国内提倡的文学的真实性本质上没有区别。索弗罗洛夫在《争取生活的真实》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许多作家的作品脱离现实，“许多作家都已丧失了苏维埃艺术家的主要特性——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他们都似乎只急于想把我们的生活予以诗一般地美化，而对于生活中那些否定的现象，对于那些伪善者，已不予注意。对于我们的人民——共产主义建设者——正在顽强地和尖锐地斗争着的那些缺点，也都忽视不见了”［2］。索弗罗洛夫要求作家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大胆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和缺点，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只有那样新颖、真实、能吸引人的剧本才能够以自己的尖锐性和真实性，以自己能接近人民思想与渴望的东西而抓住观众”［3］。《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文章，表现出拥护真实性的立场，并通过译介苏俄文章为国内论争找到真实性的合法权威根据，进一步影响国内对真实性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