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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居易《甲乙判》语言的价值及其法文化精神

2016-11-12 01:06 摘要：白居易的《百道判》是唐代骈判的代表之作，其语言艺术是中国古代判词语言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无论是引经据典、四六对称，还是一定的语用格式，都是依据法意和伦理纲常的需要。同时，《百道判》所体现的礼法精神，也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唐代；《百道判》；骈判；语言；礼法文化
　　
　　唐代判词处于我国古代判词的发展时期，由于制作判词总是同科举考试有关，因此，“制判者力求文词简练、表达准确、说理充分，因而又形成了骈体判词。骈判在中国古代判词的语言风格方面，影响至深。唐代骈判的重要成就之一，即是形成了语言庄重、凝练，表达准确、铿锵有力等中国古代判词的重要风格”。保存下来的唐代判词，篇目不少，有张鷟的《龙筋凤髓判》、白居易的《百道判》等专集，在《全唐文》、《文苑英华》中也收集有大量判词；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明判集残卷》和《麟德安西判集残卷》也是重要的唐代判词。在唐代判词中，白居易的《百道判》（又称《甲乙判》）不仅数量可观，计有一百零一道；而且，在裁判结果适用法律的具体准确上，也是独树一帜；同时，判词语言运用技巧与风格，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中国古代判词语言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可以这样说：白居易的骈判语言艺术是中国古代判词语言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是讨论判词语言绕不过去一座大山。
　　 骈判即骈体判词，它在中国古代判词语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着深远的影响。骈体文是我国汉代以后出现的特殊文体。骈体文初兴于魏晋时期，盛行于六朝时代，当时并没有一个正式和固定的名称，魏晋六朝时，称作“今文”或“今体”；唐代一般称其为“时文”，与“古文”相对；晚唐以后，又被称作“四六”或“四六文”；直到清代才称作“骈体文”。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丽辞》一篇，专门论述文章中的骈偶问题。但因他主要是从修辞的角度论述的，所以，“俪辞”并非文体的名称。清朝李兆洛在他的《骈体文钞序》中说：“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如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其为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途。‘两匹马并驾叫作骈，夫妻成双叫作俪’，‘骈俪’的名称，正是概括了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语句结构的平行、对偶而来的”。骈体文出现并非偶然，主要是由于汉语固有的单音节词语较多，易于配对成双而产生的对偶修辞手法；加之，汉民族历来注重两两相对、平行对称的“耦”思维方式和追求语言优美、含蓄的审美情趣等，都是骈体文产生的良好土壤。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骈文发展到了唐朝，虽然受到摈斥，尤其是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更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推倒了骈体文的声势和地位。但是，骈体文作为一种文体，它没有也不可能销声匿迹，唐宋以后，以至明清之世，骈体文一直有人在写作，特别是在应酬文体、公牍文体等领域，依然流行不辍。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史料看，骈体判词出现在唐代，决非偶然。自汉代以来，社会上评价文人的才能高下，其主要标准便是其写作辞赋的水平，清代学者刘天惠在《文笔考》中说：“汉尚辞赋，所称能文，必工于赋颂者也”。这种风气，到了唐朝没有丝毫的减弱。而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又对这种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唐代开始，科举取士，除进士、明经外，又增设了明法、明字、明算、俊士、秀才诸科，其中明法科是专门考查对国家现行法律掌握运用情况的考试科目。《新唐书·选举志》规定：“凡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唐代无论是礼部选官，还是吏部考课和制举考试，都要考核判词的制作。吏部考试，有宏辞、拔萃两科，宏辞试文，拔萃试判。杜佑《通典·选举》云：“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只要判词文笔优美，就可以不拘格限而授官。这种促使文人们在判词的语言运用上下大功夫的做法，就必然水涨船高，造成了拔萃取人的标准很严苛，录取人数又极少的现象。王勋成先生对唐朝各式考试中，制判所占的分量作比较后说：“唯有书判拔萃科是三条，其难度、水平当然超过以上各类试判了”。唐代举子，如不应宏辞、拔萃之试，还可以通过吏部的“身、言、书、判”考选，取得六品以下官位。可以说，在唐代入仕之途上，制判，是无论如何也逾越不过去的一道坎。所以，对唐朝的知识分子而言，不通于判词制作，就不容易过关登第；不精于判词的制作，更难以在仕途上有大作为，正如洪迈所说：“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这就在客观、整体上，推动了骈体判词的制作，将判词的制作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