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野下的元和诗歌及其研究进路(1)(2)
2016-11-13 01:10
导读：重要作家是文学接受史关注的主要对象。美籍学者宇文所安有一段话说得好：“如果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是围绕着‘重要的’作家进行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问
重要作家是文学接受史关注的主要对象。美籍学者宇文所安有一段话说得好：“如果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是围绕着‘重要的’作家进行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一问他们是什么时候成为‘重要作家’的，是什么人把他们视为‘重要作家’，根据的又是什么样的标准。”[1]8的确，在传统文学史观的影响下，这常是我们忽视的一个问题。作家的历史地位与作品的艺术思想价值不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而被给定的客观存在，只有通过社会传播和读者接受才能体现出来。所以，“重要作家”的名望并非在创作完成之后就立刻产生了，它还必须经过传播和接受两个环节的检验。由于传播接受境遇的不同，各个“重要作家”成名的时间效应也就不同。有的在当世就能赢得满天声誉，而有的在若干年后才会被突然发现。也就是说，当我们认为某一时代的某一作者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时，理应具有这样一个清醒的、历史性的认识：他的意义和地位是其后的读者赋予的。
我国对接受美学的译介、研究工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后期，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刘小枫选编《接受美学译文集》、朱立元著《接受美学》(注：周宁、金元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刘小枫选编《接受美学译文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朱立元《接受美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些译著、论著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接受美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接受美学的引入，为古典文学接受史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从另一角度看，我国传统文论中也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接受学思想。虽然“我们古代没有‘接受美学’这个词，但其思想幼芽和资料则比比皆是”[2]。仅就20世纪而言，在西方接受美学引入我国之前，即存在着许多以辨析源流影响、融汇诠释品评等传统方法为主的文学接受研究，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对陶渊明、韩愈、李贺等人被接受情形的细致入微的考察，便是显例[3][4]。承接先行者的余绪，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接受美学经典著作中译本的普及，许多学者受西方理论和本土实践的双重影响，开始自觉地将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接受美学结合起来，很多传统论题在转变观照视角后又显露出了巨大的探索空间。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从理论、方法层面对古典诗歌接受史的研究作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并以多个经典作品、艺术原型为个案进行了接受史撰述的尝试[5]。古典诗人的接受史，以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为滥觞[6]。在此后的几年里，古典文学和著名诗人传播接受史的研究论著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诸如尚永亮的《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尚学锋等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李剑锋的《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研究》，都在各自的研究主题中有所创获，并在整体上推动了古典诗文接受史研究的进展。(注：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出版；尚学锋等《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研究》由齐鲁书社2002年出版。)此外，不少博、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也聚焦于此[7]。较之传统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表述立场，传播接受史更多关注读者及其阅读接受经验的能动作用、再创造意义，因此能从文学史原生态的层面上把握文学作品的产生、流变过程，从而对文学史作深入一层的了解与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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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顶峰，诗人群星璀璨，经典诗作琳琅满目，影响深远。从传播接受史的角度看，唐诗经典意义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变化、历史的过程，唐诗的传播接受史不仅是唐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中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这类研究虽已涉及宋之问、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等著名诗人，但总体看来还缺乏系统性和深入度，选题范围既需要向其他诗人进一步拓展，也需要由个体向群体转变，尤其需要向重要时期的重要作家和重要群体转变，以期获得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的整体突破。出于这种考虑，我们选择中唐时期的元和诗人群，运用接受学、文
化学、比较学、
心理学和定量分析等方法，对其诗歌在后世传播接受之升沉起伏等不同情形予以系统考察，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尚未被人注意的方面，并总结其在接受史上的某些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