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野下的元和诗歌及其研究进路(1)(4)
2016-11-13 01:10
导读：其次，元和诗歌的部分新变颇启宋调，开启了宋诗某些重要特征之先河。众所周知，创作题材的日常化、生活化，以及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等，是宋诗较
其次，元和诗歌的部分新变颇启宋调，开启了宋诗某些重要特征之先河。众所周知，创作题材的日常化、生活化，以及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等，是宋诗较突出的几个特点，而这几个特点，在元和几位大诗人笔下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韩愈将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写出了《山石》、《嗟哉董生行》以及《荐士》、《醉赠张秘书》等颇具散文化、议论化特点的作品。陈寅恪评其部分诗作为“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11]而在创作取材的日常化、生活化方面，韩愈也作了大量努力，如其写落齿，写酣睡，写人情，写物理，将此前不能入诗的诸多生活物事纳入诗中，不厌其详，不厌其细，以致宋人欧阳修《六一诗话》这样评论道：“退之笔力，无施不可，……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与韩愈相比，白居易、元稹等人更以贴近生活而著称。白氏《与元九书》声言：其杂律诗多“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也说：“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明确表现出对世俗化、私人化、情感化的追求倾向。这样一些特点，被宋人拿去，发扬光大，遂成为宋诗的一些重要特点。而细究起来，元和一朝实为其不可忽视的主要发祥地。诚如钱钟书《谈艺录·诗分唐宋》在辨析唐宋诗的分野时所说：“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就此而言，要考察唐诗如何过渡到宋诗，宋诗从唐诗中吸取了哪些东西，元和诗歌实在是不能舍之绕行的一个重要驿站。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再次，元和诗人的内部交往颇为频繁，形成了较为明确、自觉的流派意识，从而使其创作特点获得了较个体诗人更为突出的集团放大效应。据我们考订，唐五代共有诗作者3 228人，作品数50 454首；在历时300余年的唐五代诗发展历程中，大致可分为七个诗人代群，其中以盛唐开(元)、天(宝)诗人群和中唐元和诗人群最为活跃；两大诗人群活跃着最著名的20位诗人，即开、天时代的张九龄、孟浩然、王昌龄、李颀、高适、王维、李白、崔颢、杜甫、岑参；元和时代的孟郊、张籍、王建、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贾岛、元稹、李贺；这些诗人仅创作量一项即不仅分别高达该时期的半数以上，而且其作品数之合(11 661)已占全部唐诗(50 454)的23.11%。[12]此外，我们又对两批诗人所作交往诗进行比较分析，知元和10大诗人现存诗为7 288首，其交往诗共3 888首，占现存诗作总量的53.35%。这一比例，大致与开、天诗人持平。而就其现存诗和交往诗的总量言，则比开、天诗人分别增加了2 915首和1 291首，增长率分别为66.66%及49.71%。[13]此一情况说明，到了元和时期，诗人们的创作激情及其与他人交往的频率都大大提高了，诗歌传播接受的机率也大大增强了。也就是说，更重视人际间的交往并在客观上导致其诗作得到较广泛传播，成为这一诗人群的突出特点。
具体来说，在交往诗的赠与和接受的篇数上，白居易、刘禹锡、元稹三人均达百首以上，名列前茅，这说明他们有着频繁的对外交流，是此一时期最为活跃的作者。张籍、韩愈、孟郊、贾岛所作交往诗多在50—20首之间，在创作量上难与白、元诸人争衡，故只能算是一般作者。至于柳宗元、王建、李贺三人，所作交往诗均在20首以内，创作数量很少，因而属于封闭型作者。当然，从他们交往的人次看，则以韩愈、张籍、刘禹锡三人最多，属于活跃交往者；白居易、元稹、贾岛、孟郊等而次之，属于一般交往者；柳宗元、李贺最少，属于封闭型交往者。由此已可清晰看出元和10大诗人中不同作者社交范围之广狭、人际关系之疏密、个人心性之开放与封闭等有关情况。进一步看，在人际往还与交往诗创作两个层面，元和10大诗人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即活跃作者在人际交往中往往范围不大，主要是与自己关系亲近的几位友朋往来甚密；而一般作者的人际交往则范围较广，与群体内的多数人均有联系。至于封闭型作者的交往诗创作，则与其人际往还成正比，均呈低落态势。据此，似可得出对元和诗人群内部交往方面的以下几点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