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野下的元和诗歌及其研究进路(1)(3)
2016-11-13 01:10
导读：二、元和诗歌在诗史上的重要性及其整体特征 中唐，特别是中唐的元和时期，是唐代诗史乃至中国诗史上极堪注意的一个时期。清人叶燮有言：“贞元、
二、元和诗歌在诗史上的重要性及其整体特征
中唐，特别是中唐的元和时期，是唐代诗史乃至中国诗史上极堪注意的一个时期。清人叶燮有言：“贞元、元和之际，后人称诗，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8]《百家唐诗序》即视中唐之中为古今百代之“中”，为中国文化史、文学史最重要的转折点。近人陈衍进一步提出诗史“三元”之说：“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獭！盵9]沈曾植亦有“三关”之论：“诗有元獭⒃和、元嘉三关。”[10]这里，无论是“三关”，还是“三元”，元和均在其中，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元和”为唐宪宗的年号，从元和元年(806)到元和十五年(820)，其实存仅有15年时间。但文学史上的“元和”，实际上应包括此前的贞元(唐德宗年号，784-805)、此后的长庆(唐穆宗年号，821-824)以及宝历(唐敬宗年号，825-827)、大和(唐文宗年号，828-840)几个历史时段。这主要是因为，活跃在元和诗坛的主要作家大多都经历了这几个时段：元和之前，孟郊、韩愈与白居易、元稹均于贞元年间登上诗坛，其所代表的两大流派已见雏形；张籍、王建则有了可观的创作，柳宗元、刘禹锡等亦在此一时段崭露头角。元和之后，韩愈于长庆四年谢世，元稹于大和五年谢世，张籍、王建约到文宗大和前期辞世，刘禹锡、白居易、贾岛则历经穆、敬、文三朝，直到武宗会昌年间才辞世。因而，要谈元和诗坛，不能不考虑与之前后相关联的几个时期，而要谈这几个时期，又不能不以这些著名诗人创作力最旺盛的元和一朝为代表。
元和与其前后的几个朝代加起来，也不过短短50余年时间，何以在文学史上如此重要，以致被认为是“古今百代之中”，是“三元”中极重要的一“元”呢?仔细寻绎，其与文化史、文学史等领域相关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择其要者，不外乎以下三点。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首先，元和为唐诗之第二高峰，亦为唐诗之大变期。综观唐代诗史，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诗人辈出，大家争雄，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高视阔步，各占胜场，合奏出激越昂扬的盛唐之音。开、天之后，大历诗人难以接武，出现盛极而衰的落差。摆在元和诗人面前的道路无非两条：一是跟在盛唐这座诗歌高峰之后不越雷池，亦步亦趋；一是另出手眼，别觅新途。这两条路，前者平坦易行，但难以获取大的创建，难以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后者艰难崎岖，但却可获得创新的成就，可用深心大力彰显自家面目。这是一种两难的抉择，在这抉择中，元和诗人毅然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们发现，与其在盛唐诗人已深耕细作的熟地上再去用力，不如剑走偏锋，从他们较少注意的方面突出奇兵，开疆拓域。于是，韩愈、孟郊等崇尚雄奇怪异之美，硬语盘空，戛戛独造，李贺、贾岛诸人或凄艳诡激，或幽寂清冷，均力辟新境。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则重写实，尚通俗，以家常语、眼前事入诗，重视诗歌的讽谕、教化功能，将杜甫已有展露的此一倾向推向极致。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4有言：“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便准确指出了其各自的特点。叶燮《原诗》论中唐诗亦谓：“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更是高度肯定了韩愈大变唐诗的功绩。至于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由于长期处于荒远的贬地，远离社会政治中心，所以将全副精力用于对个体忧怨的抒发，对政敌的抨击和山水的写照，对志节理想的持守，用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的话说，就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从而展示出贬谪文学最集中、最深刻的执著意识和悲剧精神。总而观之，竭力冲破盛唐诗创作范式的笼罩，在诗歌内容、形式、技巧诸方面求新求变，大力突显自身特征，是元和诗人群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其为后人重视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