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美国评论家——有关结构、传统和讽(2)
2016-11-19 01:19
导读：为了找寻答案，浦安迪（Andrew Plaks）和林顺夫（Lin Shuen-fu）几年前乃问道于《易经》和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他们得到结论是：中国人与欧洲人的心态
为了找寻答案，浦安迪（Andrew Plaks）和林顺夫（Lin Shuen-fu）几年前乃问道于《易经》和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他们得到结论是：中国人与欧洲人的心态不同，乃由于中国人长久以来受到周而复始的宇宙观和阴阳五行说所影响（注：有关Plaks部分，见“Allegory in Hsi-yuchi and Hung-lou meng”；林顺夫的文章是“Ritual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in Ju-lin Wai-shih”。二文均收于上文提到Plaks编的“Chinese Narrative”内。）。如此说来，《儒林》和《红楼》在叙事结构上的明显弱点（西方读者即使是看译本也不难察觉出来的弱点），一下子成了中国人心态在长篇小说艺术方面的特殊贡献了。如果我们动不动就拿中国人的独特思想和宇宙观来解说一切，那么中国小说的大小弱点，都可一一化为优点了。
这套理论难以服人，包括Plaks自己。他曾经用过complementary bipolarity（“相辅而行的两极”）和multiple periodicity（“复合的周期性”）这两句术语来论《红楼梦》的结构。可是，在我谈他的《红楼梦的原型与寓言》书评还没出版前，他好像已有先见之明，不再采用这两个观念来看中国文学了（注：Plaks的专著英文原题是“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普林斯顿大学，1976。我的书评则见“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39,No.1,1979。）。跟David T.Roy和另外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一样，Plaks越来越注重传统小说的“读法”——一下子使金圣叹、毛宗岗和张竹坡这三人的名字时髦起来。他们三位与近代中国批评家最显著的分别是对西方一无所知，因此不曾在立论时“偏爱”西方文学作品。他们的见解难免反映出早年所受的八股文训练和趣味，但我们相信他们对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一样到家。最令美国学者惊异的，无疑是这三人居然不约而同的大谈结构之重要，文字与主题组织应该如何配合得天衣无缝（注：请参阅上面提到的Plaks两篇文章。此外还有David T.Roy著的“Chang Chu-po's Commentary on the Chin Ping Mei”和林顺夫那篇文章。均见Plaks编的“Chinese Narrative”集内。）。正是：“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有大关锁处……。”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你看，中国不是老早就出现了思路有条有理得像今天结构学派的批评家？可惜他们的意见，一直受到现代中国学者的冷落。偶有例外——就拿金圣叹来说罢——也难逃冷嘲热讽的命运。“读法”风气余波所及，现在有不少年青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游记》的清代刻本，带着寻宝的心情去发掘各种玄虚幽渺的注批。
如果我们了解到美国大学研究院所代表的是什么样一种学术精神，就会晓得这些中国小说专家一方面仰赖“读法”的帮助，另方面又不能不依靠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指引——这种现象是毫不奇怪的事。专家读小说，不是光为了自己过瘾。他们死盯着一本书，精读再三，务求他日发表一得之见。通常某某教授正苦读某小说时，就因利乘便开一门专门讨论这小说的课，让学生参与其事，集思广益。在这种情势下，小说中的一枝一叶，必经众人细心剖析，仿佛天下文章细微晦隐者莫过于此。其实，这供人迫视的说部，可能只是“闲书”，作者不过用以娱人自娱。或者写给不好深究的小市民看的。
由是出现了以下这种怪现象。不论在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像《水浒传》和《西游记》这种小说，通俗得可能成为儿童读物。可是在美国的汉学中心呢，学者正襟危坐，一字一句不敢疏忽，务求探到此二书的玄机，掌握到精妙的结构。面对一本在中国早有经典地位的小说，一般学者读了一次（甚至两次），如果仍看不到此书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往往先怪责自己。这本小说如果不是佳构，何来时誉之隆？于是这位勇于责己的学者乃再接再厉的念下去，经年累月的琢磨，直到最后自己也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大小说为止。问题是：以水磨的工夫去看一本书，不一定能培养出真知灼见来。有时一本书看上多遍，自己的批评感性反而变得迟钝了。艾略特写过不少论伊丽莎白时代二流剧作家的文章，但我不相信他对他们的作品看过两次以上，因为他这系列的短文都是赶时间的书评。可是这些短小精干的论文，不愧名家风范，思想深入独到，对这种诗剧的形式与音律，更时有创见，堪称一流的文学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