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美国评论家——有关结构、传统和讽(5)
2016-11-19 01:19
导读：我个人对结构的看法与新批评诸子颇一致。那就是说，一本组织有系统的小说胜于杂乱无章的。我跟上述两位美国同业意见相异的地方，不在结构之功能，
我个人对结构的看法与新批评诸子颇一致。那就是说，一本组织有系统的小说胜于杂乱无章的。我跟上述两位美国同业意见相异的地方，不在结构之功能，而是其重要性程度而已。奥斯丁（Jane Austen）的《爱玛》（“Emma”）和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情报员》（“The Secret Agent”）在我看来都是组织极其严密的小说，而要我在中国旧小说中找出形式与内容凑合得如此“浑然天成”的例子，我实在找不出来。可是，话又得说回来，中国的大小说也真是名副其实的大部头作品，篇幅多出几倍，实在不易“一气呵成。”
从另一角度讲，组织松懈的长篇小说，我一样可以读得津津有味。关于这点，巴顺（Jacques Barzun）的话说得最贴切不过了：“我们单从形式、结构的连贯性、文字组织的对称得体和作者对多样语调的掌握来做取舍标准，那么比尔博姆（Max Beerbohm）的小说“Zuleika Dobson”应比司汤达（Stendhal）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取得更高的评价。”（注：见Barzun著，“Biography and Criticism--A Misalliance Disputed”，载“Critical Inquiry”（1,No.3,1975.））可是有识之士就没有采用这种评价标准。除了技术性的考虑外，要决定一本小说的好坏，还有其他的因素。我个人认为，一部小说要引人入胜，得看作者在处理文字和对话上有无独具匠心；在人物的刻画上有无深切的了解；对情节的安排是否别出机杼。换句话说，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的作者，得是个独具慧眼的人物。就旧小说而言，正因为大部分的作者对道德问题的看法都是随波逐流的，一个作家是否有慧眼，最起码的要求是看他对中国社会或历史的观察，有无露出审慎而理智的关怀，或客观而又带讽喻性的批评。二三流的泛泛之作尽见儒释道三教的陈腔滥调，对善恶之辨人云亦云——缺乏的就是这种特色。一本“独具慧眼”的小说即使在结构上有瑕疵，也是比一本组织得四平八稳的“庸才”小说耐人寻味，而且也有价值得多。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最令我高兴的是Plaks在《新识水浒传和十六世纪的小说形式》（注：见“Shui-hu chuan and the Sixteenthcentury Novel Form:An Interpretative Reappraisal”，载“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2,No.1,1980.））一文所披露的新见解与我相同。在我看来，无论以学问的眼光来看也好，以文学批评的观点而论也好，这篇长文要比他论《红楼梦》的专书有分量多了。他的专书几乎完全没有理会曹雪芹所处的时代背景。这篇文章没有犯相同的偏差，他对晚明的思想和文学潮流非常注意。“阴阳五行”的说法已弃而不用了。代之而起的是“讽喻”的理论。Plaks现在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和《西游记》这四本小说的共有特色，是作者苦心经营的讽喻手法。Plaks执意如此，难怪他不承认同一世纪产生的其他长篇说部够得上称为novel的资格了。
“讽喻”一词，应比“相辅而行的两极”有用，而Plaks用这新理论来探求这四部小说结构上和内容上柳暗花明之境，也是值得一试的。他细心求证，立意让我们看到百回水浒的骨络，处处显出讽喻的痕迹。Plaks用心良苦，而他看书的细微处，远超老派书评人。可是他在此文的新发现，也有不少地方难以服人。譬如说宋江这个人物吧。传统的说法都认定他是个问题人物，作者立心要竖立这个讽喻典型，好使相对之下，正面人物如李逵、鲁智深和武松等更见英雄本色。现在Plaks把这些人物与宋江混为一谈，与“好汉”林冲等人对照，认为他们是被水浒作者否定的“黑道”人物，因为他们性格残暴，多诈与仇视女人。Plaks承认这完全是他个人的看法，中国学者从未作过这类结论。如果讽喻笔法细微到完全不着痕迹，瞒过了所有前人读者，我们不禁要怀疑水浒作者是否真的沿着讽喻的原理去组织这本小说了。我们都知道，金圣叹为了要使他对宋江的讽喻看法更突出，不惜删改书中若干段落。宋江的形象也因此更像小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