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美国评论家——有关结构、传统和讽
2016-11-19 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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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限于篇幅，不能细及中国传统小说各种类型，因此
前言
本文限于篇幅，不能细及中国传统小说各种类型，因此将集中讨论长篇小说。我在《中国古典小说》（注：“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出版。1980年印第安地大学重印再版。本文正文内没有提出来计论的Andrew H.Plaks重要论文，下面两篇应特别注意：（一）“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收在他自己编的专书“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ctical Essays”中，197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二）“Full-length Hsiaoshuo and the Western Novel:A Generic Reappraisal,”见“New Asia Academic Bulletin”（《新亚学报》，1978。））一书中，曾分别分析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六大小说。此文的范围和所引的资料，将延及晚清，覆盖面也因此比我前书广阔些。
除了我个人的意见外，我也引述一些美国学界中对传统中国小说的形式与结构特别有研究的专家的理论作为参考。既然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大家对东亚文学的了解，那我在下面将恪遵本分，把我个人不敢苟同于同行的地方，直率地说出来，以便大家讨论。因此，这篇讨论怎样以批评的眼光去看中国小说的文章，有两个层次：一是检讨他人意见，二是申发自己心声。这不是一篇选就既定的题目而写的系统性论文。
一
“新批评”当道以来，一般美国学院派批评家为流风所及，分析一首诗或一本小说时，每细视其结构纹理，咸认为在一贯统一的原则下，结构越复杂，内容越见多彩多姿。晚近十多年来，渊源于欧洲的批评学派，异军迭起。可是新批评道统细水流长，其影响深入在美国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他们阅读上述那几本古典小说时，亟亟摸寻其复杂之结构，认为非此不足以与西方的经典小说相提并论。自拙作《中国古典小说》面世以来，我就看过不少专论致力于发掘我书中讨论过的作品的“复杂面”。他们借用了像“神话”（myth）、“寓言”（allegory）、“原型”（archetype）、“象征主义”（symbolism）和“讽喻”（irony）这类的批评来引证一番，志在说明中国古典小说中也有把形式和内容糅合得天衣无缝的例子。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备受世界各地专家学者重视，而美国也因此成为中国小说研究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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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得马上补充一点：并非所有在美国治中国小说的学者都对小说的结构感到相同的兴趣。马幼垣就是个好例子。他一九七五年发表在《亚洲学报》的论文——《中国的历史小说》（注：见Y.W.Ma,“The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An Outline of Themes and Context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34,1975.）），就处处表现出其谨慎与负责的态度。因为他没有对这类作品的艺术价值作任何夸大其词的评价。韩南（Patrick Hanan）钻研传统小说有年，其扛鼎之作是两年前出版的《中国话本小说》（注：“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哈佛大学，1981，此书性质不像1973年出版的“The Chinese Short Story”（哈佛大学）那么专门性，不是专家也可以看得懂。）。他也是个好例子。无论他谈的是话本体裁、叙事观点、与唐传奇大异其趣的叙事形式，或是判断话本作者中个别文体、独有的道德标准和世界观——他都流露了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可贵的是他对这类型小说的作品与作者鉴定识别之余，鲜见华而不实之论。
对中国小说评价过誉之言，事实上也往往限于上述那六本经典之作。当然，这六本小说负盛名久矣，为了言之有物而求助于任何经过考验而效果卓著的西方文学批评法则，也是极其顺理成章的事。有西洋文学修养的中国小说专家都晓得，单以叙事的节奏来讲，连《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这两本比较晚出的作品，也比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艾略特（George Eliot）的《米德尔马区》（Middlemarch）的紧凑调子。为什么中西两传统中的最伟大的小说在叙事格式上出现这么大的歧异？这对受过比较文学训练的中国小说专家是个很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