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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3)

2017-02-14 01:02
朱有燉是洪武皇帝的孙子。朱有燉于1425年承袭他父亲的爵位，很可能是除皇帝外全帝国最富有的人。他在世的时候曾将自己的剧作刊印行世。这些版本都注明是“全宾”本（即载有全部的宾白），换句话说，只要是朱有ｄùｎ＠①认为有需要记录下来的宾白，都被记录下来了。例如，一些程式化的开场白以及按照程式规定需要重复某些信息的场合，经常被简单的舞台指示“云云”所代替。在其他许多方面，朱有ｄùｎ＠①的杂剧都与晚明的程式不一样。但是，虽然像贾仲明这样在永乐皇帝宫中服务（约在1400年左右）、1422年以后仍然在世的剧作家，由于其部分作品被收入《元曲选》而仍被视为元代的剧作家，朱有燉及其作品却在早期杂剧发展史的研究中几乎完全被忽略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贵族出身使他不能被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家所接受，另一方面又是由一种所谓“朝代错误”的倾向所致，即将一种文学体裁的全盛期等同于政治历史的分期。因此，朱有燉15世纪早期的木刻本杂剧全集至今还没有出版过影印本。（注：伊维德著《朱有燉(1379-1439)全集》（The Dramatic Oeuvre of Chu Yu-tun，莱顿：1985）。）
跳过明代的一段空白时期，杂剧发展史上有记录的第三个阶段是在《元曲选》出版(1616-1617)之前的万历时期(1573-1619)。首先，这一时期有相当数量的手抄本传世。这些手抄本是从钟鼓司收藏的抄本传抄来的。钟鼓司是负责为宫殿演出伴奏的一个宦官小机关。这些手抄本都是剧本的全文，包括重复的部分。很多手抄脚本还包含有每个演员在每折戏里该穿什么样戏服的服装清单，证明这些手抄本是宫廷演出的脚本。
这些手抄本保存在一个收有其他大量杂剧抄刻本的集子中。这个集子曾流入藏书家黄丕烈(1763-1825)手上，而现在一般根据其早期收藏者的斋号命名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这个集子在1937年公之于世，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其中未收入《元曲选》的杂剧在1942年由王季烈以现代排版方式结集印行，命名为《孤本元明杂剧》。整个的集子在1958年作为《古本戏曲丛刊四集》的一部分影印出版。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除了这些明代宫廷传出的抄本外，这一时期也有元杂剧的刻本。在万历时期，《元曲选》出版以前，至少有6个本子或全部是元杂剧，或收有部分元杂剧，其版式和质量各不相同。所有这些本子似乎都散佚不全。但其中的许多剧本都收在脉望馆集子中。其他的剧本则在本世纪的前半时期陆续被发现。当中有些剧本被发现后就出版了影印本，最后都被收入了《古本戏曲丛刊四集》。
1953年，孙楷第在对脉望馆集子的重要研究中，断言万历时期这些不同的杂剧版本其实都是从明代宫廷手抄本中直接或间接地得来的。（注：孙楷第著《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海：1953），第149-153页。）所以这些“商业”版本和先前提到的手抄本来自同一来源，都是源自明代宫廷宦官机构所保存的演出本。此外，从臧懋循的序和其他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元曲选》中的剧本也是来自同一来源，惟一不同的是，它们经过了较大的编辑修改。
《元曲选》：从“场上曲”到“案头剧”
由于《元曲选》中的剧本都是较为晚近，以及从他本转录的，人们可能会以为，至少在学术界，只要有更早的版本被发现，《元曲选》就会被这些版本所取代。如果我们把这些剧本看作某个作家的思想反映以及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反映，这样做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元曲选》没有丧失它的经典地位。而那些新发现的作品，只要是《元曲选》中所没有的，都被作为附录附在后面。许多学者认为，《元曲选》及其现代续编《元曲选外编》无疑就代表了今天所能见到的全部元杂剧的可靠的本文。（《元曲选外编》是由隋树森所编，于1957年出版的。从性质上来看，它当然是14世纪和万历年间版本的集成。）
《元曲选》能继续保持其地位，有许多原因。首先，收在《元曲选》中的作品明显地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此外，《元曲选》的地位一直都得到许多人的维护，如杰出的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等。其次，我们必须考虑到，《元曲选》和《元曲选外编》的发行量很大，而早期版本的影印本都是少量发行，而且只有在一些专门的藏书机构中才可以找到。最后，尤为重要的是，当中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大陆学者如果使用早期版本而非《元曲选》的话，会有“厚古薄今”之嫌（注：李大珂著《元刊杂剧的价值》，《戏曲研究》，1980年第2期，第329-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