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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

2017-02-14 01:02 【内容提要】
尽管《元曲选》是目前流传最广的元杂剧本子，它同时也是最晚近和改动最大的本子。元代的杂剧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戏剧形式，以正旦或正末的演唱为主。而唱词有时十分直露和粗俗。杂剧一旦被明代统治者改编为一种宫廷娱乐，就发生了许多本质上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压力迫使许多剧本要重写，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剧本的全部内容必须都以书面形式写出来，而戏剧演出环境的变化加强了杂剧的戏剧性。在万历年间出现的元杂剧版本正是这些改编和压力的结果。其后，《元曲选》的编者又将这些宫廷演出本改编为江南文人书斋中阅读的案头剧本。因此，可以说这些剧本从商业性的城市舞台，经过宫廷官宦机构，最终流入学者书斋。而只有在进入书斋之后，戏剧才成为固定的供阅读和阐释的文本。因此，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元”杂剧文本实际上与元代的演出脚本已经相去甚远。
从前人的研究说起
所谓唐诗、宋词、元曲三者相提并论，可以反映出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种说法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今天，有相当数量的杂剧剧本。我们若查检《中原音韵》、《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资料，似乎都可证明这些剧本是元代(1260-1368)的作品（注：这些资料可以方便地在《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北京：1958，第1-3册）中找到。）。中国大陆最近的考古发现为戏剧在元代的流行情况增加了实物证据，这些证据包括寺院和陵墓中的壁画，在墓穴里发现的布满演员的微型戏台等。此外，在山西南部地区，还保存着相当数量的建于13和14世纪的寺庙戏台（注：伊维德和奚如谷(Stephen H.West)所著《中国戏剧资料1100-1450》(Chinese Theater 1100-1450,A Source Book,Wiesbaden,1978)一书中对有关元杂剧的文学资料进行了翻译和研究。而有关现存早期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研究资料可在廖奔著《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北京：1989）中找到。也可参看刘念兹著《戏曲文物丛考》（北京：1986），傅仁杰等著《河东戏曲文物研究》（北京：1992）以及《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太原：1987）。）。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法国汉学家在西方研究和翻译元杂剧方面扮演了先驱的角色。马若瑟(Prémare)神父所译的《赵氏孤儿》的宾白部分是第一部译成西方语言的杂剧。1732年，它在杜哈德(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Déscription de la Chine)中发表后，在欧洲引起很大反响。其后它又被转译为多种其他欧洲语言，并引发了许多改编本，例如伏尔泰(Voltaire)的《中国孤儿》(L' orphelin de la Chine)。在19世纪的前半期，法国的汉学泰斗儒莲(Julien)和巴赞(Bazin)对元杂剧继续显示出兴趣。儒莲为欧洲大众提供了很多翻译作品，最早的一本是在1834年出版的《赵氏孤儿》全译本，而他于1872年所译的王实甫五本连读本杂剧《西厢记》的前四本，则标志着他翻译的高峰。巴赞在《元朝的世纪》(Le siècle des Youan)内对《元曲选》中的100出杂剧进行了考查。我相信，法国人早期对元杂剧的兴趣对现代中国的元剧研究不无影响。王国维在他的筚路蓝缕的《宋元戏曲考》中，挑选了《赵氏孤儿》，与关汉卿的《窦娥冤》相提并论，而当时戏曲评论界几乎尚未注意到这出戏。时至今日，《赵氏孤儿》在中国戏曲评论中仍保持着它的崇高地位。
早期西方对元杂剧的兴趣是由很多因素所造成的。首先，可能是由于戏剧在西方文学传统上具有很崇高的地位。其次，是因为戏剧文本相对来说较易理解。《元曲选》印刷清晰、并配有精美的插图。尽管曲的部分译起来可能会较为麻烦（马若瑟在翻译《赵氏孤儿》时将曲词全部省略了），散文体的宾白却平直易懂。而且完整的情节可以加深对内容的理解。最后，尤为重要的是，戏剧描写的是平常人的遭遇，跟小说一样，都被看成是一扇了解中国习俗和道德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读者可以了解到当时仍然是遥不可及的天朝大国的日常生活，而这个“中国”被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当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以后，早期汉学家对中国小说戏曲的兴趣便消失了。很快，研究中国事物的严肃的学者便从他们的博学的中国老师那儿得知小说和戏曲是小道末技。长期以来，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汉学界对戏曲的研究和翻译是由一些业余的戏剧迷和半瓶醋的外行来完成的。直到五十年代，随着中国和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开创性的研究，西方汉学界才重新对中国古代的白话文学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