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化转型与古典文学(1)(2)
2017-02-16 01:04
导读：至于兴起于西藏、青海，后来传入蒙古草原的喇嘛教，由于文化相近，元统治者也给予了特别优待，至奉以帝师之尊。明人陈邦泰《元史纪事本末·佛教之
至于兴起于西藏、青海，后来传入蒙古草原的喇嘛教，由于文化相近，元统治者也给予了特别优待，至奉以帝师之尊。明人陈邦泰《元史纪事本末·佛教之崇》记载：
世祖……号（西藏喇嘛教首领）帕克斯巴（今通译作八思巴）曰大宝法王，……（至元）十六年，帕克斯巴死，诏赠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自（其弟）额琳沁嗣，凡六岁，至是死，复以达尔玛巴拉实哩嗣立。自是每帝师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为嗣，终元世无改焉。
喇嘛教除了有助于元王朝控制西藏和青海外，对中原汉地亦有较多影响，受帝师控制的宣政院并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③。史载盗掘宋陵，引发遗民忠愤的元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即为一实例。
对于内地，蒙古统治者则大力扶持北方全真道教和南方天师道。《元史·释老志》记载：
丘处机，登州栖霞人，自号长春子。太祖称之为“神仙”。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正一天师者，始自汉张道陵，其后四代日盛，来居信之龙虎山，相传至三十六代宗演。当至元十三年，世祖召之，待以客礼，子孙袭领江南道教主，领三山符箓。
此后，佛、道二家由于《化胡经》是否伪造等问题展开争论，蒙古统治者亦卷入其中，纷争的结果是道教败北，许多经典被毁，道众迫令还俗，因而元气大伤。但有元一代，道教仍为一不可忽视的宗教文化势力。
佛、道而外，元代还存在着由西亚乃至欧洲传入的基督教、犹太教、拜火教等宗教文化，对于最高统治者同样有程度不等的影响作用。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大受忽必烈信任，在其所著《行纪》中记载自己“曾奉大汗命，在此城（扬州）治理亘三整年”④。所有这些，都是传统中原王朝不曾有过的。正由于上述诸多种族文化的出现，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军队进入中原过程中对汉族正统文明摧枯拉朽般的破坏，从而沉重打击了儒学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权威，最终使得社会精神主导由一元变成了多元。如前所言，这一点取决于蒙古统治集团的本质，所以并未随着元代中后期趋于“汉法”，标榜“文治”，恢复科举制度而得以根本改变。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作为元代文化转型的另一个标志，是原属社会下层的俗文化取代传统上层的雅文化，升格而为时代文化之主流。
雅、俗文化并存，本是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精神的辩证存在。一般说来，流行于上层社会即为雅，为社会下层习用即为俗。二者互为消长，但又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任何一种雅文化无不从俗文化提升而来（当然也不排除部分雅文化经过普及而为俗文化），区别仅在于谁在占据时代精神之主流。要言之，只要社会政治结构不发生根本性变革，雅俗文化之固有格局即不会改变。宋以前的中国社会，从先秦时形成诗书礼仪开始，中间经过独尊儒术、儒道互补、禅理交融，一直是雅文化占据社会的主流。自然，立功边塞，马革裹尸，也是人生的理想和壮举，不无吸引力。然而武力征服总是一个时期的事，一旦天下大定，即全力转入文治，搜罗人才。从游说自荐，察举征辟，门阀阅历，至隋唐时科举创立，统治者终于找到了使“天下英雄入我彀中”（李世民语）之最佳途径。以“杯酒释兵权”开国的赵宋王朝则空前重文轻武，即使天下积弱亦在所不惜，从而将文治和科举推向了极致。面对这种情况，文人皓首穷经，肆力博取功名。功名到手，即释褐从政，或为兼济天下，或为中饱私囊而奋斗。离俗趋雅，为上流社会所认同和接受，乃其人生最高境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了主流价值观，而与仕途相联系着的高雅生活方式，诸如科举学业、礼法仪轨、琴棋书画、诗酒文会、音乐歌舞，甚至于干谒交游、攀龙附凤也就成了社会思想文化的主导。至于百工技艺、市肆商贾、戏场歌台、城乡庙会、医术命相以至卖唱行院之类，均属主流文化之外的市俗生活。这种文化格局在中国北方由于鲜卑、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割据曾一度遭到威胁，但由于这些地方政权毕竟势力有限，更由于他们很快即为内地汉族所同化，所以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形成的中原雅、俗文化传统。只有随着蒙古军事贵族前所未有的强力崛起和四方征服，随着元帝国建立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