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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化转型与古典文学(1)

2017-02-16 01:04 【内容提要】
元代文化转型主要表现在：一、多元文化并存取代了儒家文化独尊；二、俗文化取代雅文化上升为社会思想文化之主流。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说，元以后的传统诗文已经呈现出不可挽回的颓势，后世的努力也缺乏根本意义上的创新。而戏曲、小说之所以能够上升为文学发展的主流，最主要的原因正是作家挣脱了传统束缚而走上了艺术形式创新的道路。认识到中国古典文学由此截然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对于文学史分期研究来说具有独特的意义。而促使文学史发生如此巨变的，归根结蒂，还是与元帝国建立过程中的思想文化大转型有关。

【关键词】 元代 思想文化 转型 中国文学史 　　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治文学史不能脱离文化史大背景。今天看来，这已经成了十分浅显的道理。然而，从公元13世纪蒙古军事贵族崛起到元帝国建立这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事件，在中国史上恐怕不仅仅标志着第一次由少数民族掌握了全国政权，思想文化方面还应具有特殊意义，于时代文学之发展亦应有其独特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在涉及这方面问题时，要么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要么过多谈论民族矛盾和社会变革，孤立看待元曲及元代文学，而对元代思想文化转型以及这种转型对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发展之影响探讨较少，且缺乏应有的深度。其结果，既无法揭示元代社会和元代文学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亦难准确把握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凡此，似皆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一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过：“反主流文化是生活方式的一次革命。”①许多情况下，社会变革是导致文化转型的媒介，文化转型本质上体现为社会主流文化（主体为生活方式）的位移。在元代，这种位移的完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元文化并存取代了儒家文化独尊，另一是俗文化取代雅文化上升为社会思想文化之主流。而这是元王朝在思想文化上独立于此前历代中原王朝的主要特征，从深层意义上说，它是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对中原农耕文化空前强力冲击之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元代虽然在历史上被列为中原正统王朝之一，但由于征服地域广大，事实上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原王朝所能达到的势力范围。蒙古统治者攻城略地，视野广阔，他们所接触的思想文化，除了汉族传统以外，还包括中原以外的西域、西藏乃至西亚和东欧等地各式各样的种族文明。这一点，即使北魏、西夏、辽、金等同样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难以比并。所以，无论出于战胜者心态还是出于落后民族武力压服先进汉族的政治需要，蒙古统治者都不可能真正将儒家学说奉为指导思想（统一过程中他们已经用武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学的独尊地位，绝无可能允许这种权威再行复活）。对他们来说，最为现实的是围绕着自己的统治地位搞平衡，对被征服各民族思想文化兼收并蓄，这符合他们凌驾于社会各民族之上的政治需要。作为统治社会的精神力量，他们第一尊奉的当然是其本根——以萨满教为核心的原始游牧生活方式（亦称国俗）。由宋入元，并在元代生活多年，但始终不承认新王朝合法性的宋遗民郑思肖在其《心史·大义略序》中对此言之凿凿：
　　
　　自（元太祖）忒没真驱金酋入南，嘉定癸酉岁，据古幽州为巢穴，即亡金僭称燕京大兴府也。渐学居屋，亦荒陋。……（世祖）忽必烈篡江南后，一应渐习，僭行大宋制度……终非其本心。故辫发囚首，地坐无别，逆心恶行，灭裂礼法，卒不能改也。
　　
　　撇开其中的种族偏见不谈，应当承认，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揭示了蒙古统治者对于中原正统文化的基本心态，终元之世其于“汉法”的诸多表现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统治者自己也清楚，植根于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农奴制习俗尽管可以挟持武力而逞一时之威，并在相当时期内以种族特权为保障而强迫推广，但无论如何难以推行于已实行封建制两千年的中原汉地，最终也很难据以进行有效的思想和精神控制。为此，他们开始重视最先熟悉的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喇嘛教）。前者为西亚诸国和国内绝大多数色目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为有助于统治这一大片土地，蒙古统治者给予伊斯兰宗教文化相当大的重视。在蒙古旧都和林建有回回经学院，后来在上都、大都又建有回回司天台、回回国子监。政治上亦予以优待。除了将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定为仅次于蒙古人的社会第二等级外，还规定元朝官制“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华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②。这就在法统上肯定了伊斯兰教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度权倾朝野，给元王朝长治久安带来极大危害的阿合马、桑哥等人就是这种思想文化政策的直接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