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1)(2)
2017-03-16 01:16
导读：盐谷温在大学授课的时期，是日本在维新以后各方面都正在迈向现代化的时期。即使在文学领域，也是倾向于西化的时代。“文学”首先是指小说、戏曲（
盐谷温在大学授课的时期，是日本在维新以后各方面都正在迈向现代化的时期。即使在文学领域，也是倾向于西化的时代。“文学”首先是指小说、戏曲（注：日语的“戏曲”是“剧本”的意思，一般是指近代以来的“新剧”（相当于中国的话剧）的脚本——文学作品而说的。），所谓“文学研究”首先就是小说、戏曲的研究，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般的看法。如果把这个看法用于中国文学研究，那么中国文学中优秀的小说、戏曲就理所当然成为研究对象，这种认识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当时的日本汉学界中，关心日本国内现代的文学运动，做翻译、写评论、也搞些创作的文学青年很多，对于戏曲小说这个中国文学中尚未开拓的领域持有兴趣的人也不止一两个。作《西厢记》研究的久保得二就是其中的一个。
盐谷温注目于元曲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有人推测，可能与他在德国留学时，接触了戈尔呗的“中国文学史”（1902）不无关系。在日本的大学中，盐谷温并不是讲授“元曲”的第一个人。在京都大学，狩野直喜早已经在讲授元曲了。盐谷出去留学时，曾从狩野直喜那儿得到过如何研究元曲的建议。狩野在东大汉学科毕业以后（同学中有夏目漱石），结识了张之洞，也接触过西欧的“支那学”。明治39年（1906）作为京都文科大学（京都大学前身）的创始者之一，担当支那
哲学史教授。两年后，学校开设了文学科，他兼任中国语言学和中国文学的教授，以后，到昭和3年（1928）他一直在京都大学的讲坛上。东大的后辈、 学生中，敬仰他的人也很多。
虽然有像狩野直喜这样的先辈，可是在东京，属于旧派的汉学者还很有势力。明治末年改革学制，把汉学科分为文、史、哲三个学科，传说在提出文学由谁讲授这个问题时，有的汉学科的教授提议：盐谷温虽年轻，可是他能写汉文，让他来担任吧。现在看来，这是有点儿像
笑话，可是当时在汉学科的教授们的眼光里，学文学就是学习写一手漂亮的“汉文”文章。任职以后的盐谷温不久就专注于戏曲小说的研究，这对旧派的教授们完全是出人意料的事。在我们学习中国学的后辈中，直到现在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归国后的盐谷温开始研究戏曲小说，受到主任教授的严厉斥责。有一天东大的中国语教师金井保三到盐谷温家中去找他，两个人一边看《西厢记》的版本，一边谈得十分投机。突然大门“哗”的一声打开了，主任教授星野先生出现在门口。当时盐谷温先生的家很狭窄，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盐谷温非常狼狈，星野先生颓然地，责备说：“你煞费苦心到大唐国土学习了多年，不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净念这些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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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等一系列的研究著作给了盐谷温的戏曲研究很大的影响。盐谷温自己也承认王著是自己研究的基础。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最先提出：《窦娥冤》、《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这样把中国的文学作品与世界（欧洲）文学对比的看法，我想，当然给予了盐谷温相当的影响。
如前所说，盐谷温在读《元曲选》的同时，又动员了研究生们翻译《元人杂剧百种曲》。方式是：注释单词的“语释”加上“汉文训读”的翻译。（“汉文训读”就是把汉文用日本语的语序改变排列，再在各个汉字后头用日本假名加上日本语特有的动词词尾、助词等，这样从头念起来就成为字字对应的直译的日本语文章。后面我再做解说。）学生们还加上用普通的日本语写的解说性的翻译“通释”。“语释”、“训读”、“通释”三种解说并用的方式是一般的汉文解说书都采用的方式，当时日本中学生自学汉文时读的参考书也都用这个方式来作译注的。
岁月流逝，经过先后十几个弟子的努力，在昭和7年（1932）， 这百种曲的翻译正式脱稿。听说看着堆在书桌上的誊清了的全部原稿，盐谷温很高兴，很满意。然而这原稿的结局是没有被出版，仅有“楚昭公”、“汉宫秋”、“杀狗劝夫”三种曾在昭和14、15年（1932、1933）以盐谷温的名义出版。原稿的注释完成后，盐谷温曾做过通篇的修改，他用铅笔加以订正的方式，也就是明治时代作家幸田露伴（1867－1947）开始介绍元曲时（1894）使用的“汉文训读”的写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