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1)(3)
2017-03-16 01:16
导读：二 在这里，我想对“汉文训读”这个词再做些说明。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们日本人从很早就使用汉字了。日本人第一次使用的文字就是从中国进口的汉
二
在这里，我想对“汉文训读”这个词再做些说明。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们日本人从很早就使用汉字了。日本人第一次使用的文字就是从中国进口的汉字。日本人对汉字怎么读呢？开始也是照中国语的语音来读的。遣隋使、遣唐使等等去中国学习的学生、僧侣们为了生活的方便，也必须学习使用中国语。文章、书籍也是按中国语音来读。在遣隋使之前，从大陆来日本的——最初多半是经由朝鲜半岛来——所谓“归化人”也教给日本人汉字的读法，日本佛教的经文，至今也是用中国语音诵读的，可是因为中国语和日本语属于不同的音韵体系，因此，那些汉字的发音都是被变形之后固定下来，这就成为日本汉字的“音”，以《论语》的句子“有朋自远方来”为例：“远方”就被念成en-pou。这个句子中的其他汉字都是按着各个汉字的意思用原来的日本语（倭语）来念的，也可以说是翻译之后再读。这样的用日本语（倭语）念就叫汉字的“训”。例如“朋”字在这里不用它的“音”念hou，而用“训”的方法念tomo。tomo就是倭语的“朋友”。 其他把“有（yuu）”字读作a-ri，把“来（rai）”字读作ki-ta ru等等都是“训读”。
单词的念法问题解决了，其次就是语序的问题。中国语和日本语彼此语序不同。比如“读－书”这个词组，中国语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日本语就要变成“书－读”，宾语在前，动词在后。这个语序问题怎么办呢？解决的办法是干脆地把单词颠倒成日本语的语序，这就是先念“书”字，再念“读”字。又比如“自－远方”，在中国语里，介词要在名词前面使用，可是日本语中作为助词的“自”要放在名词后面，结果就只能变成“远方－自”的语序了。
语序问题解决以后，再在各个字的后面加上日本语特有的格助词和动词的“活用”（变化）词尾等这些起连接作用的词。比如“读书”，日本语是“书（sho）－を（wo）”，读“（yo）－む（mu）”， 其中的“wo”就是宾格助词，“mu”是动词的活用词尾。
总而言之，像这样，用字字对应的直译，把汉文读作大体上的日本语，这种对汉文的读法就叫“训读”。
中国语念成日本语，语序怎样改变呢？助词、词尾等又怎么连接呢？为此，就必须了解中国语的语法。为了教给初学者语序和读法，日本的汉学教师设计有一套符号和假名标示的方式。
汉文因为是古代中国的文言，是竖写的。“读”字的左下角的小符号“し”是下面的“书”字颠倒顺序来念的指示符号。两个字以上构成的单词或词组的颠倒就用数字“一，二，三……”表示。比如第一念“远方”，第二念“自”为了教给初学者各个字的念法，还在汉字的右下方用片假名标出助词和活用词尾等。
以上是所谓“汉文训读”。公元七、八世纪以后，汉籍大量传入日本以来，日本人一贯是用这种汉文训读的方法阅读汉籍的。在阅读中，中国语的单词也有很多被日本语所吸收。前面的例子中音读的汉字“远方”就是直接把中国词采用过来，成为很漂亮的日本语单词。这是从中国语采用的外来语，但在日本语中把这些词叫“汉语”，这里的“汉语”当然跟北大的“汉语中心”，中文系的“汉语专业”中的“汉语”意思不同。
日本人从小看惯了汉字，以为汉字就是自己的语言的文字。对于用汉文训读来念汉文的日本人来说，已不存在这是外文的翻译的意识。把英文译成日文是“翻译”，用“训读”读汉文就只是“读”，是“读书”。只用汉字来写的当然不能算是日本语文章。但也不是像西洋
外语那样的明显的“外文”。日本人是用日本语来“念”汉文的。
“汉文训读”是日本最早采用外国文化、理解外国文化——中国文化时用的工具。对日本人来说，用“训读”阅读汉籍就是他的全部学问。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延续到明治维新以前。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最初，中国文化被有组织地引进是在遣隋使（607－）、 遣唐使（630－）的时代。安史之乱以后，中国政局不断出现不安定的局面， 遣唐使也被废止（894），结果，日本就出现了一段闭关锁国时期。 室町时代（1392－1573）的足利幕府（政府）又派遣明使（1401－），恢复了正式的交流，引进的书籍也迅速增加。之后，德川幕府又发布锁国令，禁止同外国人的交流，当时只有长崎港可以继续开进装有书籍的船只。在日本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日本的知识分子曾经把接受以佛教和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视为自己最高的使命。遣隋使、遣唐使的时代，有着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海上交通的困难和危险，这些困难和危险极大地限制了人和物的交流，所以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大部分还是靠书籍的引进和阅读进行。根据有专门研究的学者的论述可以知道，这一时期从海上运往日本的书籍是以佛典为中心。今天我们一提到“汉文”，首先就会想到从“四书”开始的儒学著述，可是在那个时代儒学著述却并不是最需要的东西。儒学著述从第二交流时期才开始多起来，也就是说奈良、平安时代的贵族阶级专门致力于对佛教的引进，而进入武士阶级的时代——镰仓时代以后，领主因为要求下属对他无限忠诚，而需要形成这样的思想体系，自此儒学著述才大量被引进，在日本国内和儒教有关的书籍出版也多起来。室町时代和明朝的交流，特别是进入江户时代以后的锁国时代，通过唯一开放的港口长崎，由船舶运来的众多书籍的主要部分都是儒学方面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