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近代日本汉学与对中国的东方学话语(1)(2)
2017-08-04 06:51
导读：总之，在研究中国方面，日本人从过去传统的以经书为中心的四部分类这样的学术观念，发展到独立的、客观的、科学的学术领域，这在广义上可以说是汉
总之，在研究中国方面，日本人从过去传统的以经书为中心的四部分类这样的学术观念，发展到独立的、客观的、科学的学术领域，这在广义上可以说是汉学的近代化。有田和夫对此评价说：（从四部分类法的世界）“转换到十进分类法（由西方引进的图书分类法——引者注）就是意味着完全否定或重新构建自己的世界观。”[2](P61) 下面将要提到的论争中也不难看出他的这一观点。20世纪20年代之交，白鸟库吉与林泰辅之间发生了一场尧、舜、禹是否实有其人的论争，关于这场论争，后来有位学者论断为“白鸟博士之说并非完整无缺，但它澄清了尧、舜、禹非实实在在的人这一事实。在研究中国的历史的舞台上，新兴的东洋史学淘汰了日本汉学，并且确立了其地位。”[3] 笔者认为这场论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从信奉“先王之道”的浪漫主义的立场变成客观科学的近代学问的一个过程。
日本人获得与西方人同样的近代性视点之后，他们对儒学及其发祥地的国家的绝对信赖就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理所当然地给把中国的经典作为一门近代学问而进行研究的汉学家带来了如上一节所提到的福泽谕吉那样的视点的转变。
当然，由于考古证据缺乏等原因，在白鸟库吉、林泰辅论争的当时，中国还没有中国文化多元论的主张。正像钱国红所说的：“近代中国的发展，是从发现海洋就开始的。正是由于发现了海洋，中国人开始有了跟过去不同的世界观，那就是开始意识到‘中国是在世界当中的’。对近代中国来说，海洋是与西方文明和世界文明相通的，发现海洋就是发现西方文明，就是发现世界。”[4]。从近代文明的角度看，正是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以“近代”为目标，才能够“发现海洋”。众所周知，呼吁海洋的重要性的魏源的《海国图志》（1842）给了吉田松阴（1830—1859）等江户末期的知识分子以很深刻的影响。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另外，像林泰辅那样既老式又权威的学者把尧、舜、禹作为中国文明的核心而信奉，进而提倡其学说，对白鸟库吉的东洋史学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这是因为驳倒林泰辅，破坏他所提倡的以儒学的道德和宗教的权威为基础的中国形象，才能对中国进行近代性研究。并且这意味着东洋史学作为近代学问的成立。但像林泰辅一样白鸟库吉也认识不到中国的多元的文化。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的形象，是持有近代性眼光的白鸟库吉和继承他的衣钵的其他东洋史学家通过今后的研究创造出来的。
1908年，白鸟库吉到设置于满铁东京分公司里的满铁历史地理调查室进行研究。这所历史调查室是根据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建议设置的。像五井直弘所说的那样：“不用说后藤新平的经营满铁的政策没有脱离殖民地经营的阶段”，而且“完全没有考虑‘满洲’的居民和中国的主权。”[5] 因此，不管白鸟库吉个人的想法如何，可以说其研究的动机是“如何对亚洲其他国家行使东方学霸权。”[6]
三、近代日本与东方学
划定“近代”（modern、modern times）或者“近代日本”，是个极难的问题。
对黑格尔来说，由于世界是和理性融为一体的，因此可以说，“精神的自由”的世界就是“近代”世界。倘若真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东方从过去直到现在只不过认识到世上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及罗马世界认识到特殊人群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认识到所有的人是自由的”的话，所谓的“近代”就是黑格尔活着的十九世纪欧洲的世界。这是与他的“欧洲无疑是
世界史的终点，亚洲却是其起点”[7] 的认识如出一辙。这个看法以后发展到“东方的专制”、“东方的停滞”这样的西方人对东方的类型化的认识。比黑格尔大约晚一百年的马克思·韦伯（1864—1920）也得出：“儒教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结论[8]。他也未摆脱“东方的专制”、“东方的停滞”这样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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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在《近代世界体系Ⅰ——农业资本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的成立》中根据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状况来把欧洲的各地域区分为“核心”、“半边境”、“边境”。他的这种看法看上去似乎很像华夷型秩序的“华”与“夷”的区别，其实沃勒斯坦是根据“参与世界经济体系”这一客观条件的世界认识来区分的，所以与像华夷型秩序这样根据“礼”、“义”这些儒教伦理的表现程度这种主观性、理念性的区别迥然不同。这可以说很像在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一书中所看到的“文明”（欧美）、“半开”（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各国）、“野蛮”（非洲、澳大利亚）的区分的方法。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福泽谕吉当时当然没有有关世界经济体系的明确的概念，但他的根据文明的程度区分国家、地域的方法，从结果上来看，与沃勒斯坦根据近代资本主义自觉性完成的程度来区分的方法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