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近代日本汉学与对中国的东方学话语(1)(3)
2017-08-04 06:51
导读：福泽谕吉在《文明之概略》中把“文明”、“半开”、“野蛮”当成“文明的年龄”，其中“半开”的亚洲是“缺乏创造力，只知遵守老旧之事，而不知改
福泽谕吉在《文明之概略》中把“文明”、“半开”、“野蛮”当成“文明的年龄”，其中“半开”的亚洲是“缺乏创造力，只知遵守老旧之事，而不知改旧。人与人之交虽不无规，但为习惯所压倒，不成规之体”。这与黑格尔的认识相似。
这样看来，似乎参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及自黑格尔以来的把欧洲看成体现理性（精神的自由）的世界、把亚洲看成“停滞”的世界这些观点是达到“近代”的必备条件。《文明论之概略》出版的明治八年（1875），黑格尔尚未被介绍到日本，所以不会德语的福泽谕吉不可能看到黑格尔的著作。不过，福泽谕吉在撰写《文明论之概略》的时候参考了基佐（1787—1873）的《欧洲文明史》（1837）、巴克尔（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1857）和穆勒（1806—1873）的《自由论》（1879）等著作。由于他们是跟黑格尔同时代的欧洲文化圈的人士，所以应该受到黑格尔有形无形的思想的影响。再说，福泽谕吉初期（他写完《唐人往来》的1865年左右）的中国观与其他江户末期的知识分子持有的中国观基本上是一致的[9]。由此看来，他把中国看成“半开”，从而确定“文明”这一认识方法是继承了黑格尔以来的近代欧洲哲学传统的认识方法。总之，对他们来说，“文明”是“近代”本身。像萨义德所说的那样：“东方学，总的来说，是著作本身和引用著作的体系”[10]。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对于“近代”的认识方法本身包含着产生“东方学”式思维方式的要素。换言之，借萨义德的话来说，近代中国是“落后的”、“非文明的”、“停滞而非合理的”、“下流的”、“幼稚的”“不正常”的国家，而日本与此相反是“合理的”、“有德的”、“成熟”而“正常的”国家，这样东方学式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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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对东方学一词给予新的定义已经过去很久了。最近，小谷野敦对“东方学概念的滥用”做了如下的批评：“追随萨义德陆续出现的、从‘帝国主义’或‘殖民地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解读文学作品、并时而大声地指弹其中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思想这样的论文，给人千篇一律、万人一声的印象。[11]”他又指出：“支那正史所记述的《倭人传》、《倭国传》、《东夷传》之类的东西，同东方主义者的话语基本上不是一样的吗？”[11](P28)
小谷野敦指出，我们不应该给东方学一词的含义做扩大解释，并随意应用。南朝刘宋范晔《后汉书》以来，确实在中国各王朝的正史上有关日本的记载，除了在元朝、清朝这样的少数民族王朝时代里写的《宋史》《明史》等之外，皆登载于《东夷传》《蛮夷传》之类的属于“非文明”民族的“传”上。但是把其说成“东方学”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东方学”就是（为了对东方进行）“殖民”、“统治”、“支配”、“重建”、“控制”[10](P21) 的东西，中国各王朝虽然屹立在华夷秩序的顶点，不过，除了元朝之外，中国各王朝并没有实地统治日本的野心。只有摆脱华夷秩序，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抱有瓜分领土的野心，才算在日本产生萨义德所说的“东方学”。
如果把日本摆脱华夷秩序、编入世界经济体系、福泽谕吉从西方人的著作中继承的“东方的停滞”的观念作为日本“近代”开始的标志的话，那么，福泽谕吉的日本式东方学的思想与瓜分领土的野心结合起来，从而确立了日本“近代”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其答案就在于他者是如何看近代日本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三十多年以前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的一个场面。1972年9月25日，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最后阶段将发表联合声明，在欢迎酒会上，当着田中角荣首相、太平正芳外务大臣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人的面，周恩来总理说：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12]。
